“经方”，指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中传下来的方子，以“六经辨治”理论体系贯穿。
华佗评经方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此书可以活人。
自东汉《伤寒杂病论》成书以来，其注释医家近2000家，形成了后世所谓的“经方学派”，乃至后来传到日本、韩国、欧美各国。中医学界有此共识—“中医是国粹，而经方更是国粹中的精华。”
近年来，国家对中医的重视日渐增加。对此，崇正经方创始人袁遇秋振臂大呼，中医界应重视经方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医。袁遇秋，虽居住在偏远小镇，但热心于经方的宣传推广，创立了崇正经方，吸引了一大批学用经方的人，其中不乏专业的医生，同时也在网上公益诊疗，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
袁遇秋有十来年的临床经验，对经方的运用已经非常纯熟，特别是在治疗内科杂症上，对药量的加减更是精益求精、百治百效。他为患者组方一般按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原方用药，药味不多却能妙手回春、手到病除。经方组成简单，但非常严谨，一般不可乱加乱减，否则会影响效果，甚至其中药量的比例，也不能变动。袁遇秋，擅长治疗妇科、鼻炎、脾胃病、心血管.html" target="_blank" >脑血管疾病及胃炎、
胃溃疡、胆囊炎、风湿等疾病，有非常多的外地患者找他看病。这位袁大夫看病挺奇怪，跟其他中医不一样，每位患者都要全面问诊，不像普通的中医，问几个问题就开方了。开的方子也很小，经常只有几味药，但用药准而精，几味药下去就立竿见影。不是内行的，看起来独树一帜的诊病方法，其实就是典型的“经方学派”缩影。在研究应用伤寒论方面，袁遇秋的研究独辟蹊径，从方证药证入手剖析经方的适应证。很多难以理解的经方，在袁遇秋的研究下有了清晰的脉络。同时，他的这种应用思路，也使得经方的学习有了规律，应用有了效果的保证。
只要按照这个思路来治病，针对同一个病人，不同的医生开出的方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像时医那样，同一病人，不同的人来诊断，会开完全不同的方，这也是中医一直以来被人诟病的地方。一、不尚玄理，回归简朴“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宋代以来，中医学思辨盛行，徐灵胎针对当时医界诡辩盛行深有感慨，“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袁遇秋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临床不尚玄理，不尚空谈，不尚浮夸，反对以虚无飘忽的理论解释仲景学说。通过文献考证发现，《伤寒论》与《内经》并非同一传承体系，若以《内经》理论解释仲景学说则大失圣人之意，所以袁遇秋反复告诫学生，“须知仲景用药，皆以证为依据”。如
麻黄汤中
桂枝为桂枝证而设，不仅能主治恶寒
发热头痛，更能定悸，减轻麻黄发汗太过而出现“心下悸欲得按”之弊；
芍药甘草汤并非“酸甘化阴”所能解；
血府逐瘀汤中
桔梗、
牛膝一升一降只是基于良好主观愿望的一厢情愿，桔梗去之也无妨等。
袁遇秋倡回归仲景原意，主张在临床中诠释经典，反对以虚玄的理论敷衍解释伤寒，他主张，不要把五行生克、脏腑等理论拿来解释伤寒论，至于易经、佛道等理念，更是不要掺杂，应该重视仲景原文，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方证”上，柯韵伯曾说，“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使之茅塞如此，令学人如夜行歧路，莫之指归，不深可悯耶？”中医学大道至简，而方证则是中医学的核心所在，是执简驭繁的关键。
二、忠实仲景原文一千多年以来，注解伤寒论的医家有几百家，对于初学者来说，通常陷于自相矛盾的注解而迷惑不解乃至放弃。如果能换一种思维，直接去读仲景原文，反而觉得容易。袁遇秋认为，以仲景书为法，探索经方的辨治体系和用药规律是学习捷径所在。
而学习、掌握、运用经方的基础与关键则在于忠实仲景经典原文。
临证时，只有熟练掌握方证条文，才可以辨别方证进而据证用方。
三、经方即可治重症曾经有很多人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而经方的应用，更是堙没多年。现在有些医生会使用经方，也是喜欢加减到面目全非，这对于经方的传承和应用是非常不利的。
对此，袁遇秋表示，自己大多数时候都是使用经方原方治病，不用加减，也屡起沉疴。经方本身组方严谨，不用加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二百多个经方，也足以治好常见病了。而在危重症的治疗方面，经方更是不能缺少，一些看似非常难治的危重症，在经方的治疗下，也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总之，经方是中医学的一支重实证、重实效、重临床，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流派。俗话说经方不过三，就是使用张仲景创立的经方，如果对症，那么三服药以后，患者一定会感到效果。
自清代之后的中医大多以时方派为主，较少见纯经方派的中医。时方派用药温和，较为安全，也因此一般人对于中医都有好得慢的刻板印象。而经方的药力多来自伤寒论，药力既快又猛，对于急症的效果更是显著，但是使用经方的中医必须具备相当的功力，才能完整发挥经方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