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微舔”？
微舔，是一种疑惧状。凡有舌之物，想吃又不敢吃时，大抵呈此尴尬状。
纵然百年以后，我们回首当下的中国，也仍会为一个时期一个社会，因为如此激情地“相互投毒”而瞠目结舌：有话好好说，有钱好好骗，要杀要剐来个明白，干嘛如此不声不响不干不净不丁不八不人不鬼地下蛊呢？！
是不是每一勺食物都是可疑的？是不是每一勺药物都是可疑的？
——是不是声称无毒的都是有毒的？是不是声称有毒的都是无毒的？是不是声称有机的都是“有计”的？是不是声称解毒的都是更毒的？
于是全民就这么呈一种微舔状。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曹孟德华容道研判诸葛亮，也曾如此骨碌着眼睛“微舔”着：小路有烟？大路无烟？虽然“偏不教中他计”的还是中了计，但，纵令诸葛转生当世，估计也只能“微舔”，想当初舌战群儒，如今岂能舌战江东“地沟油”，内蒙“黄曲霉”，河北“铬胶囊”？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称：地沟油炼制工艺复杂，中国餐桌没有地沟油；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君石称：蒙
牛黄曲霉素超标公众没必要惊慌，我们对食品的监管力度世界第一；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专家孙忠实称：一天吃6个含铬胶囊没事！
这三人，坐下都是一座码头，有“三贤”辟谣，我等终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 何苦？早说了，“三个臭皮匠抵得一个诸葛亮”，更何况俺有皮鞋无数？
好吧，你仍要追究，那就正告你：有一种邪恶、一种无良在市场、在人心间久矣——它们的爆发决非突然，作为前戏，二十年前就已开始，从商品属性的“香烟老酒”，到假钞、假药、假文凭、假广告、假报表、假防伪标志、假验钞机……；从行为属性的假唱、假球、假乞丐、假彩票，到剽窃的学者、舞弊的考场、灌水的工程、空壳的“资产重组”、虚报的区域政绩……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9800多部，早已“法律完备”，但二十年过去了，“假冒伪劣”非但有增无减，反而变本加厉地集中到食品药品，陷众生于慢死之境……
仅仅“法律完备”是不够的，让法律生效之法何在？！
没人愿意就这么“微舔”下去。就算更多人把欲望当理想，把贪婪当励志，把无耻当幽默，把麻木当深沉，把姑息当宽容，把欺诈当智慧，我们也绝不会
酱油地走过，中国的大地，还是不从的更多！
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尽快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监管手段、提高执法能力、鼓励公众参与，建立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不正鼓励着中国的市场环境奋力走出谷底吗？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的报道，就从这里切入——
(主笔/胡展奋(微博))
向“皮鞋”再宣战
首席记者—杨 江
持续发酵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更像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需要系统治疗。阵痛在所难免，因而，短期内，中国再暴露出更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也不足为奇，民众应学会理性应对，恐慌与泄愤都无济于事。面对一个非理性的市场，每一个当事者都要警醒，更要看清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是否“串戏”。
“毒胶囊”事件是中国近十年来继“大头娃娃”、“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民间通俗地将这起丑闻概括为“从皮鞋到胶囊”，眼下，围绕这件事引发的调查、追责与反思仍在持续发酵。
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微博)》经过数月的调查，证实河北、江西等地的工业明胶不法厂商将铬严重超标的工业明胶销售给浙江新昌的一些药用胶囊厂，后者更是将这些明胶制成胶囊出售给修正药业、蜀中制药、通化金马等9家药企。
经过一周的昼夜奋战，公安机关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查封非法生产线80条，查扣用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7700余万粒。
短短数天，皮鞋俨然成为了我们身边最神奇的变形金刚，它可以以出乎想象的多种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自2002年以来，《新民周刊》持续关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除曝光“皮革奶”外，对“黑心桶”、“地沟油”“苏
丹红”、“瘦肉粉”等问题先后进行过多次报道。
《新民周刊》发现，今天的“毒胶囊”与昔日的“皮革奶”、“地沟油”如出一辙，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是何其相似。
如果把与“皮鞋”的这场战争比作躲
猫猫游戏，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每每处于被动。因为参与这场游戏的角色并非仅仅是消费者与造假者两方。
在这里，《新民周刊》尝试将上述十年来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对比梳理。期望通过对中国式造假的路径分析，找到食品药品安全这个社会难题的症结。
魅影徘徊：皮革水解蛋白与工业明胶
在审视这起事件前，请先随《新民周刊》一起回顾一篇7年前的调查报道——
“你能想象自己扔掉的破皮鞋，有可能在经过一系列化工程序之后变成人造蛋白，最终化为‘牛奶’的一部分吗？！一年前，阜阳假奶粉事件震惊全国。而今天，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用五花八门的造假原料生产的‘人造牛奶’正泛滥华北大地，其中仅在山东省就至少有200余家假牛奶厂。”
这段文字是2005年3月《新民周刊》封面报道“从皮鞋到牛奶”中主打稿件《探访“化学奶”》的开头。
这篇当时令无数读者震惊并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继而在山东等地掀起打击假牛奶、假乳饮料的调查报道，揭露了一些不法厂商用皮革水解蛋白等非法添加物生产伪劣乳制品的黑幕。彼时，“皮革水解蛋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事物，即便在业内，很多人也不知道它的“学名”，而将其通俗地称作“人造蛋白”。
在这个报道出炉前一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头娃娃”事件，造成多名儿童死亡，学术界当时就有一种意见，怀疑“空壳奶粉”中掺有“人造蛋白”，也就是“皮革水解蛋白”，而这种蛋白由于其“原形”——经过鞣制后的皮革下脚料——中含有六价铬等有害物质，被疑才是导致死亡的真凶。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推断至今仍无定论，本着审慎的态度，《新民周刊》将当时在山东等地发现的假牛奶称为“化学奶”。这篇报道刊登4年后，也就是2009年，《新民周刊》再次曝光了浙江金华晨园乳业使用皮革水解蛋白生产乳制品的不法行为，这起事件后，人们开始熟知“皮革奶”。
此后3年间，尽管人们对“皮革奶”问题是否得到根治持有疑虑，《新民周刊》记者也曾接到举报，指皮革水解蛋白“转移”至冷饮、糖果、饮料等食品领域。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在晨园“皮革奶”事件后，再无实例证明上述猜测的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人们打消了对“皮革水解蛋白”这种皮革衍生物的担忧。
直至2012年4月9日，央视主持人赵普(微博)的一条微博：“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吃老
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以及媒体人“朱朱文强”的微博作证说：“央视一哥们说，以后别吃果冻和酸奶，问为啥，他比喻说，哪天你扔了双破皮鞋，转眼就进你们肚子了。这才是今年3·15晚会重头，可惜没播。”
这两条微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工业明胶”这一与“皮革水解蛋白”同属皮革提炼物的“孪生姐妹”引发人们的强烈关注。
工业明胶如同7年前的皮革水解蛋白，至这起事件发酵前其实并不为人所知。没有人怀疑赵普发这条微博的善意，尽管没有人可以武断地说老酸奶与果冻企业中就一定不存在或一定存在非法使用诸如工业明胶的添加物的情况，但食品安全是一个民众高度敏感的话题，任何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发布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必须秉承严谨科学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赵普的“不细说”以及指向整个行业的表述方式有些犯忌，因而很快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一场微博引发的老酸奶与果冻行业的危机就此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
基于近年来不断积累的对中国食品企业整体的失望情绪，消费者笃信“不细说”的可靠性，任由两大行业的巨头们“辟谣”、“喊冤”，消费者仍将它们打入冷宫。
赵普与“朱朱文强”当天相继删除了相关微博，不过，焦虑的公众仍然在追问工业明胶的去处，最终随着《每周质量报告》的曝光，人们才意外发现原来并非“从皮鞋到老酸奶”，而是“从皮鞋到胶囊”。
据《新民周刊》记者观察，我国对皮革水解蛋白、工业明胶、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可能被非法添加，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特殊物质在经历了一次次食品安全公共事件的考验后，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有效的追溯体系。
今天，很多人对食品问题有种崩溃的感觉，那是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一退再退，当知名品牌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时，这道防线居然也频频告急。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对这些特殊物质的源头管理与流向追踪不明，在一个亟待净化的市场环境里，只要一个环节疏漏，知名品牌躺着也会中枪。
工业明胶基地：可怕的缄默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谁才是真正的主谋，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都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追溯“毒胶囊”造假环节的源头——河北衡水阜城县学洋明胶蛋白厂与江西弋阳
龟峰明胶有限公司的发展史，目前的调查表明，至少前者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工业明胶的生产。现今的阜城县已是中国四大明胶产业基地之一，当地官方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县生产明胶的企业达到200多家，年产工业明胶4.5万吨，占全国明胶产业总量的60%，这个数据有无水分不得而知，但足以表明当地明胶产业在全国市场的重要地位。东窗事发前的学洋明胶蛋白厂在当地的明胶企业中颇为显著，堪称龙头企业，公司自称“北方最大的明胶和蛋白生产厂家”，除了工业明胶外，还生产
阿胶、
黄明胶、热熔胶、骨胶等。
然而，阜城县的明胶产业延续的却是中国发展初期乃至现今在一些地区仍未得到有效改观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对环境与市场秩序的破坏，尤其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
中国明胶在阜城，阜城明胶在古城镇，而古城的明胶又在前宋村。学洋明胶蛋白厂就位于这个村。农民出身的宋海新最早在前宋村头建起了一个小作坊，那正是阜城县明胶产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当地人回忆，鼎盛时，前宋村提炼明胶的厂遍地开花，不过多以小作坊为主，这是一个技术含量与启动资金要求并不高的产业，农民们在村里清理一块空地，搭建几个大锅、支几个晾胶的支架就可以从事生产。
据当地一些明胶企业主介绍，早年当地的明胶作坊还会用较好的猪皮、
牛皮炼胶，但后来逐渐有厂子用皮革下脚料熬胶，由于成本低、利润高，最终在恶性竞争的推波助澜下，居然迅速成为风气。不过，与宣传资料上有些出入的是，所谓的200多家明胶厂现如今在乱市竞争下只剩下四五十家。
宋海新的明胶厂却越做越大，最终在2004年由宋海新注资210万元成立了学洋明胶蛋白厂，并交由大儿子宋训杰打理。现龄才23岁的宋训杰接班后迅速独当一面，成为当地公认的“胶老大”，其家境靠工业明胶殷实广为人知。
人生得意的宋训杰在4月15日央视曝光后慌了阵脚，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下午3点多，当阜城县警方赶到厂区准备查封时，他下令将公司的电脑、账本、票据等文件集中到一间屋子，付之一炬。警方敲门不应，最终只得翻墙而入，一个多小时后大火被扑灭，然而记载该公司工业明胶交易的诸多重要物证已在大火中被毁。
宋训杰目前已经因涉嫌纵火与销毁证据被刑拘，学洋明胶蛋白厂与浙江新昌一些胶囊企业的不法勾当此前在媒体调查中已铁证如山，宋训杰在这样的境况下仍急于毁灭证据，让外界疑窦丛生。
有记者从废墟中找到一本没有被烧毁的记账本，上面的内容表明，学洋明胶蛋白厂涉嫌与北京三元食品公司等多家乳企、食品厂有业务往来。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因为既然工业明胶可以进入本不该进入的药用胶囊，就难保其不会进入食品领域。更何况阜城的一些工业明胶曾被销往雪糕、饮料厂等食品企业已成当地坊间公开的秘密，以至于多年来深谙此道的前宋村一些村民不敢食用雪糕。
并不意外，“北京三元”等账本中提及到的乳企、食品厂均矢口否认与学洋有任何业务往来。不过，这种信誓旦旦是否可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宋训杰以及浙江新昌涉及此案的不法厂商均已被刑拘，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学洋与新昌方面是如何取得业务联系的。不过从宋训杰此前在记者暗访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对于工业明胶的危害以及被新昌的胶囊厂用于药用胶囊的不法事实，宋训杰是心知肚明的。江西弋阳龟峰明胶有限公司更是自欺欺人地专门拟定了一个工业明胶销购合同，声称厂方提供的明胶为工业明胶不得用于食用和药用，购买方如违反则承担完全责任。
且先不论这两家明胶厂的行为最终给消费者带来了多少危害，即便在前宋村，这种粗放式的生产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生态危害。前宋村与后宋村等周围的几个村子，有估计近三千人从事明胶相关工作，这已成当地的经济支柱，有村民甚至荒废了农耕。尽管事发后全县所有的明胶企业均已停产，但走进古城镇仍有一股扑鼻的异味袭来，制胶造成的污染一直以来都让当地居民颇为
头痛，甚至有人为此上访。
炼胶产生的黑乌乌的令人作呕的废渣堆积在村前村后，所堆之处，寸草不生，把土翻过去半尺，才能重新种植庄稼。
4月15日，学洋明胶蛋白厂发生大火时，前宋村很多村民都围在厂区看热闹，没有人预料到这场风波会波及到他们。当晚，随着十几辆推土机的推进，一场声势浩大的强拆行动开始，一些在学洋明胶厂看热闹的村民始料未及。这场强拆一直持续到17日，遍布前宋村的40多家明胶作坊被夷为平地，曾经轰轰烈烈的阜城明胶产业戛然而止。前宋村人多年来首次意识到他们曾引以为豪的经济模式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胶老板们被要求说明近年来胶的去向，一些人抱怨自家生产的明胶一直以来都是卖给家具厂作黏合剂，从不卖给食用或药用企业，不应受到“株连”。于此同时，上千名依附在明胶产业上的村民面临生存压力。
然而，即便作恶者只有学洋一家，这些受到牵连的胶老板乃至村民恐怕也很难理直气壮喊冤。因为学洋的勾当多年来在这一地区人尽皆知，却无人举报。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尚未真正反思自己扮演的角色。
胶囊厂与药企：攻守同盟
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43家胶囊企业悉数停产待查。这对这个年产胶囊1000亿粒，约占全国药用胶囊产量三分之一的“中国胶囊之乡”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镇与胶囊生产相关的辅助产业，如明胶供应、胶囊批发、胶囊机械经销等，如今也大多歇业。新昌县公安机关已经对22名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药用空心胶囊的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查封涉及生产问题胶囊的新昌县卓康胶囊有限公司、新昌县华星胶囊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生产线57条，这两家企业也被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与阜城县相似，新昌儒岙镇的胶囊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经历了一段粗放式的发展过程，至2000年前后，该镇各类胶囊企业已多达327家，除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手工制作胶囊。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产业在初期迅速集聚扩张，但也带来了诸如工艺简单、管理混乱等通病，据记者了解，当时儒岙镇即已出现用工业明胶等劣质明胶违规生产药用空心胶囊的现象。
河北阜城早在2004年即已被媒体曝光不法生产销售工业明胶，为此该县曾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整顿，新昌儒岙镇此前虽无曝光，但该县也察觉到问题，为此在2002年展开了被他们称作“伤筋动骨”式的整治。经过这场整治，当地作坊式的生产得到改观，胶囊企业一年内锐减至32家，此后十年时间只增加了11家。
不过，从新昌县空心胶囊协会会长王伟良、协会副秘书长徐宏辉接受采访时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胶囊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治，且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对王伟良而言，“曾有耳闻”、“至少存在十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秘密”在被外界知晓前，包括行业协会以及主管部门在内的诸多相关方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孔定洪在解释“为什么当地药监部门没有查出？”时说，“有些企业故意规避，我们去了也查不出来。”孔定洪透露，去年一年，他们就针对各种违规生产处罚过12起案件，此次曝光的华星、卓康两家企业去年都因铬超标而被罚。不过，监管部门并没有将这一动向与工业明胶联系一起，他的理由是：“如果产品的铬含量只是略微高出国家标准(不超过2mg/kg)，你能说它一定使用了工业明胶？”
客观而言，新昌县较之阜城县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的，比如，当地将胶囊企业从优到次分为AA级、A级、B级以及C级，每个级别对应的企业分别为11家、18家、7家和3家。其中B级企业称为“波动企业”、C级企业称为“警示企业”，都是重点监管对象。此次被查出问题的几家胶囊厂就是当地的C级警示企业。为加强行业自律，胶囊协会还筹资专门在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建了一个“新昌县空心胶囊联合检测中心”，方便企业检测。
然而，一方面，新昌县监管部门反映“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做法早被企业摸透”，另一方面，协会也抱怨面对不配合协会检测甚至弄虚作假的行为，看在眼里却无法干预。
因为受到牵连，新昌号称守法的胶囊企业们也是纷纷喊冤，王伟良认为“真是两颗
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并对政府“一刀切”对所有胶囊企业停产检查的决定深感无奈与无辜。王伟良的胶囊厂一天损失30多万元，而徐宏辉也疲于给客户发化验单传真，表明自己公司的清白。
新昌的“老鼠屎”是否只有两颗有待进一步调查，然而正如儒岙镇一些居民所言，若不是媒体曝光，这个公开的秘密不知道何时才能揭开。
当深陷劣币驱逐良币的魔咒，王伟良们同样要思考他们“冤有几分”。当然，另一方面毒胶囊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广为诟病的医疗体制的一次并发。
在此次事件中，公众对涉案的9家药企的愤怒较之于明胶厂与胶囊厂要强烈得多，因为后者作恶不足为奇，而“药”本是治病的，现在却是“致病”！更何况它们是知名药企，人们想象中理所应当的可信任者，更何况修正药业一直以来打着“良心”与“放心”的广告。
审视药企这个环节，不难发现亦是一次集体的沦陷。尽管涉案的药企无一例外表现出无辜的受害者的姿态，尽管它们的道歉姗姗来迟，且不乏狡辩之词，但目前至少从它们的供货商——胶囊厂反馈的信息是：这些药企是共犯。
在央视记者的暗访中，新昌涉案胶囊厂的负责人直言不讳，为了规避2010年国标中对重金属铬的限定，他们会根据客户要求使用工业明胶和合格的食用明胶进行勾兑，将铬控制在国标内。事实上，在新昌，事发前勾兑好的胶囊也被分为两类进行销售，一类是铬超标的，一类是铬达标的。
调查表明，涉案的9家药企均无铬测试仪器，尽管这个设备只需区区50万元。华星胶丸厂的生产线负责人表示，铬达标的胶囊每万粒60多元，而不达标的四五十元，两者差价不过十多元，折合一粒胶囊也就是一厘钱。看似不起眼、似乎不能成为造假理由的一厘钱却暗藏玄机，因为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基础药物的利润空间本就有限，一厘钱的胶囊差价往往成为药企的生死线，决定了药企能否在招标中胜出。
在被曝光的药企中，蜀中制药有着自己的空心胶囊生产车间，这是国内首家自供胶囊的企业，年产胶囊70亿粒，全部用于蜀中产
阿莫西林等普药。蜀中制药董事长安好义曾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蜀中制药因此在竞标中屡屡获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次蜀中两大胶囊剂产品上榜，铬含量分别超标30%和70%。
治病救人的药企也为了逐利背弃了制药人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如此，不法企业有机可趁，“毒胶囊”登堂入室。
9家药企挥霍的是整个医药行业的信誉，公众忧心忡忡的是存在毒胶囊问题的药企是否仅这9家。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医药行业内此前亦深知这个不光彩的“潜规则”。然而，整个行业同样表现缄默。
监管部门：问题产业当特色产业
食品、药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一大顽疾，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为总是存在上述这种可怕得令人窒息的攻守同盟与各怀鬼胎的缄默，比如，对“毒胶囊”这个公开的秘密，产业链最上游的皮革下脚料供应商不可能不清楚，但就是无人举报。不过，食品药品的安全与质量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问题，决不能简单看作单纯是某一产业链内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不少民众宛如惊弓之鸟，但以记者十年来的观察，中国的食品安全质量其实是在不断提升，市场在曝光中得以一步步净化。无论是三聚氰胺还是“地沟油”、“瘦肉精”或者现在的“毒胶囊”，无一例外均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只不过在与这些不法现象多年的博弈中，我们新近才揭开了真相而已，故而公众难免产生食品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错觉。
媒体采用较为原始的暗访方式便揭示了那些久已存在的“公开秘密”，可见“攻守同盟”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监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此前调查“皮革奶”、“地沟油”、“黑心桶”时，均有人向记者反映这些问题当地监管部门并非一无所知。
这便是中国打假的一个现实的尴尬，《新民周刊》记者常年追踪造假问题发现，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产业开始产业转移，而它们很容易成为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的欠发达地区的香饽饽。另一方面，当一个问题产业刚刚兴起时，由于规模小、不起眼、隐蔽性强，监管部门往往不予重视，等造假企业形成一定规模，甚至成为当地一个产业后，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甚至又将问题产业当做特色产业来加以扶持，而当问题产业最终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后，权力与资本又会勾结起来，出现权力寻租进一步升级，资本大力绑架政治的现象。
以“毒胶囊”为例，学洋背后至少已经查出一顶“保护伞”——原阜城县王集乡人大主席、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的四弟宋江新。警方查明，在央视曝光后，宋江新电话指使这家企业的职工刘爱国赶到厂区纵火，销毁了电脑、账本、文件。随后，刘爱国从工厂后门逃离了现场。目前，宋江新已经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且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2011年8月，阜城县筹划明胶工业园项目便是以学洋明胶为龙头，计划建成后每年将生产工业明胶2.7万吨，年产值近10亿元。阜城县相关部门显然难辞其咎。
在新昌，对于问题胶囊何以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盛行至今，卓康胶囊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浩明解释：“抽检的时候，药监局要看你这个正牌的胶有没有。看过以后就可以了。”
舆论普遍呼吁对行政监管部门展开追责，而追责不力近年来被认为是食品、药品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企业家、科学家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呼吁公众对企业家的诚信与医药卫生事业还是要有信心，有责任心的企业家、科学家一定是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的主流。
事实上，对于行业内的丑陋现象，总是不乏良心企业想方设法的勇敢举报，比如《新民周刊》记者2004年曝光浙江慈溪地区用废旧塑料垃圾生产饮水桶正是得到了行业内“深喉”的帮助。
尽管今日的蒙牛因质量与诚信问题也是备受争议，但2005年《新民周刊》“皮革奶”的线索正是来自深受此类假冒伪劣产品苦恼的蒙牛公司的一名高管的求助。
“深喉”为何偏爱媒体，而不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值得深思。
专家角色：助纣为虐？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专家——同样需要反思。记者多年来的调查发现，一些造假者的技术正是来自一些专业研究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些专家助纣为虐。而每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出现，总有一些学者武断地以权威姿态“辟谣”，比如“地沟油”，当初面对媒体与公众的怀疑，一些专家甚至院士认为无论从技术还是成本，地沟油都绝无可能存在，“是媒体炒作”。但事实表明，误导公众的正是这些专家。
4月19日，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说，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所以，要冷静，不要恐慌，不要把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说成很大的危害。
吃了“铬胶囊”会不会导致中毒？这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科学理性地分析，自然界中铬主要以三价铬和六价铬的形式存在，动植物体内也确实均含有微量铬，其中三价铬参与糖和脂肪的代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六价铬是有害元素。铬的金属形式通过消化道吸收率很低。考虑到人们在一定时限内摄入铬超标胶囊剂量有限，因此，即便胶囊含有六价铬也不可能导致急性中毒的发生。
但类似孙忠实那样的“辟谣”方式除了带来公众的愤怒与对专家集体的不信任外，于化解恐慌根本无济于事。相比之下，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郝凤桐的话更容易引导民众理性看待。
郝凤桐在劝告人们不必过于恐慌的同时也提示，胶囊铬超标更像是个风向标。在皮革鞣制过程中，皮革可能经历了硫化钠脱毛、
芒硝浸泡、浸灰、浸酸、铬鞣、染色等环节。“胶囊铬超标，说明了所用明胶原料包含了皮革含铬固体废弃物，其具体危害不是一个
铬中毒所能涵盖。胶囊铬超标，其他危害共存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她说。
在商业竞争中，一些专家也会成为某些利益方的代言人混淆视听，刻意制造恐慌，比如几年前，一些媒体与专家热炒油炸方便面有害物质致癌的新闻，实则是某企业为其即将面市的非油炸产品的一次恶意炒作。
回到“毒胶囊”事件，当前有必要深入调查工业明胶是否进入了食品领域，就在《新民周刊》截稿前，记者获悉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疑为宋海新三弟的宋河新在河北沧州也办了一个明胶厂，曾同名学洋，后改名“金箭明胶”，该公司在阿里巴巴出售各类明胶以及水解蛋白等产品，公司网页显示经理为宋河新，内容更包含用各类食用明胶制作橡皮糖、奶糖、
棉花糖、糖涂层等其他多功能多形状的软糖，牛奶、各类型酸奶，冰淇淋、布丁、奶
酪、慕丝、水果啫喱等其他的甜点，
葡萄酒、果汁等其他饮料，肉冻、皮冻、
火腿、馅饼、罐头肉等食品。鉴于宋氏兄弟中已经暴露的将工业明胶非法出售给药用胶囊企业的情况，有必要对宋河新的这家企业也进行深入调查。
“毒胶囊”事件恐怕还会持续发酵一段时间，这是一次危机，但更是一次契机。扭曲的食品、药品环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如果说问题的发生是道德系统占了主因，问题得不到解决恐怕就要多思考法律与制度的问题了。
食品、药品问题更像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需要系统治疗。阵痛在所难免，因而，短期内，中国再暴露出更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也不足为奇，民众应学会理性应对，恐慌与泄愤都无济于事。
面对一个非理性的市场，每一个当事者都要警醒，更要看清自己本该扮演的角色是否“串戏”。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一个洁净的社会环境，需要每一个人去充当“清道夫”。
病从口入谁之过
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日新月异的科技“帮凶”，这一切的根源，到底在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还是无良商家利欲熏心，置法律与不顾，抑或是其他环节出现了问题？
记者—王若翰
重典能否治乱？
“《食品安全》法颁布3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不但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现在，又扩散到药品领域，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既然一些无良商家一味追逐利益最大化，道德已无法对其形成约束，那我提议，干脆制定一项‘反生命罪’‘反健康罪’，用刑法告诉不法经营者，生命应该如何被敬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沈杰说。
高晓松酒驾事件，成为了中国交通安全法治理酒后驾车的一座“里程碑”。相较于治理酒驾而言，我国在对食品、药品安全违规的惩处上，则显得有些过于宽松，除经济处罚外，似乎极少有企业法人因此承担刑事责任。低廉的违规成本，同可观的违规利益形成鲜明对比，促使经营者选择置法律于不顾，屡屡以身试法。
沈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提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应该拿出治理酒驾一样从严的态度。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学者均认为，应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的惩处力度，沈杰更提出，应该将明知故犯的商家界定为犯罪，而不仅仅是违法。
食品、药品并非无法可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记者，早在1995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此基础上，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从制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而制定的，其中确立了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明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在药品的监管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更是从2001年12月1日起便开始施行，在《药品管理法》的第二章“药品生产企业管理”的第十一条中，明确要求：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而在该法案的第五章药品管理的第四十九条“禁止生产、销售劣药”中也有如下字样：“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在劣药的定义中，第四项即是“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
结合《药品管理法》中的以上表述，此次“毒胶囊事件”所用的工业明胶明显不符合第二章第十一条中“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一项，而至于是否经过监管部门的批准，却尚无定论。
杨建顺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无论是食品管理还是药品管理，都已经拥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法案，至于屡禁不止的视频、药品安全问题，绝非法律漏洞所致，实为部分经营者有法不依、铤而走险的个人行为。
沈杰进一步指出：“一些食品、药品生产厂家，明知其生产原料与生产手法对消费者的健康有害，却出于降低成本等目的考虑，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这已不仅仅是违法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谋财害命、是犯罪，与杀人无异。只不过这个杀人的说法更隐蔽，效果更缓慢而已，更可怕的是，由于一些科学检测手段的局限，一些隐形的影响很有可能不会马上显现，而是推迟到几十年之后，甚至是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这其实比直接的杀人更让人觉得恐怖。”
基于以上原因考虑，沈杰认为，对于违法者，不仅应将其定性为刑事犯罪，更应该对涉案所有部门、人员予以严惩，将一条不法产业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这样才能使我国当下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监管不力？
与之前的《食品卫生法》相比，2009年开始实行的《食品安全法》更强调了从农田到餐桌的一体化动态监管。而这其中的各个环节，其实并非一个部门负责。杨建顺举例说明：“农场归农业部管理，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则由工商部门和其他技术监督部门介入监管，加工成成品之后又有食品药品监督局把关。各部门之间的分阶段管理，实际上给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一体化监管设置了障碍。
近年来，对于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各地开始实行地方政府统一负责制。在杨建顺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监管机制，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监管部门可以无缝衔接，避免出现监管漏洞。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来看，由某一部门全权负责，监管到底的统一领导、协调的机制亦是成功而可取的。
在这样“无缝衔接”的监管机制下，食品、药品安全依旧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对于公众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指责，杨建顺解释：“要求监管部门每天24小时监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监管部门不能天天盯着企业经营者不放，只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生产企业进行检查或抽查。这样的客观情况，导致个别经营者钻了监管的空子，也是有可能的，并不能因此就把所有责任归咎为监管不力。”
对于杨建顺的观点，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张鸣则持有不同的态度，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张鸣直言，在他看来，我国现有的监管部门都是标准的“衙门”。“衙门虽是衙门，但都有生利的冲动。最热衷的两件事，一是给商家发放各种优秀标牌，组织各种评奖，最后大家你好我好，家家都是优秀。无论哪个商家出事，到它们办公室去看，都是一屋子的奖状，半屋子的奖杯，还有满抽屉的合格以及优秀证书。二是定期检查企业的产品，查出问题，然后等企业上门公关，公关到位，原来不合格的，就变成合格了。”换而言之，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在中国之所以屡屡出错，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张鸣认为，中国在食品、药品监管的问题上面可以借鉴国外的NGO模式，通过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对企业加以监管。这种NGO组织具有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同时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以志愿精神为原动力的特点，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甚至可以通过尝试邀请国外NGO参与，借鉴人家的做法，对本国的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管。
不法企业的保护伞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沈杰长期以来一直倡导依法治国的国家发展方向。沈杰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GDP等政绩因素考虑，极有可能成为不法企业及经营者的保护伞。
在采访中，沈杰举例说明：“对于食品、药品行业内的一些龌龊内幕，我们出于正常角度考虑，不法生产经营者必会受到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举报，行业协会甚至应该将个别‘败类’踢出此行业，以净化整个行业氛围，使得该行业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一些不法企业通过高科技手段实施的无良行为，往往会让其他企业争相效仿。”
早在三鹿乳业三聚氰胺事件东窗事发之时，网络企业中就曝出过这样的传言：“三聚氰胺在乳制品企业内部，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区别只在于，到底是往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还是在三聚氰胺中添加奶粉。”更有一些企业坦言，整个行业都这么做，你若不做，成本上就要高出很多，在市场上自然无法同其他同行竞争。此次的毒胶囊事件，亦是如此，涉及到的药品企业既有‘修正’一类的大厂，也有其他小厂，其在药品行业内的覆盖范围可见一斑。”如此看来，倒像是整个行业逼迫企业不得不成为无良商家。
沈杰表示，基于以上因素分析，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很可能在监管的过程中，充当了不法经营者的保护伞，使正规生产经营的商家举报无门、走投无路，从而不得不选择同流合污。
一个发展良好的行业，其本身应该拥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个别商家的唯利是图，影响的往往是整个行业的信誉，没有了信誉，对于行业则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出于行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行业内部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审查，自我惩处。这样的自净，需要基于市场的商家自组织系统。
张鸣表示：在中国古代，商家也生产食品和药品，那个时候，每个行业都有行会，后来还有了商会。如果哪个商家干了这种事情，又被人揭发出来，那么，也没有人惩罚他们，行会知会大家一声，这个商铺多半就得倒闭，因为没有人会再跟它打交道，不能赊账，不能拆借，没有银钱往来，任何一家商铺都活不下去。反过来，如果行会或者商会不这么干，整个行业就都会受牵连，大家都没饭吃。
而在张鸣看来，今天，许多食品、药品的行业协会，之所以不能发挥其本身具有的自净效应，其原因还是要归咎于政府监管部门。
张鸣指出：“虽然行业协会是存在的，但只是挂靠行政单位的收费工具，原本就是行业赘
疣。所以，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就全靠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了。在此情况下，监管部门一旦出于私利考虑，给予不法企业特殊的绿色通道，允许个别经营者以公关的手段掩盖其不法行径，那么带来的将是整个行业的不法化！”
转轨期的尴尬
尽管对于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多位专家及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意见，但就其根源，杨建顺则认为，出现此现象，是中国社会转轨期中出现的必然现象。杨建顺向记者介绍了日本的情况，日本战后经济萧条时期，出现过如
砒霜奶、水俣病等几次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随着后来日本经济的逐渐好转，社会诚信机制逐步建立，围绕食品安全的种种问题也迎刃而解。
杨建顺告诉记者，日本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增长，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诚信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建立和巩固。现如今，日本的国民对本国的食品更加放心，这一点从日本国内生产食品价格高于进口食品价格既可看出。
而今，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杨建顺指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的诚信自律机制也必将稳步建立，经营者与行业之间的规范也会随之加强。
在对于其他学者的采访中，大多数人对杨建顺关于经济发展带动食品、药品安全的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认同，但基于目前问题食品、药品已经影响到消费者的长远健康考虑，仍认为有必要在当下采取有力措施，规范食品、药品市场。
在采访的最后，沈杰一语道出公众的心声：“我们在形容某项伟大的事业时，常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在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上，却不要‘功在个人，贻害千秋’才好。不管目前中国社会处在怎样的发展时期，吃的东西是否安全都应该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有可能对于人体形成长远危害，万万不可等到千秋之后再行解决！”
添加剂，冤大头？
记者—黄 祺
一轮又一轮食品安全危机以后，消费者脑子里留下的，是对食品强烈的不信任感，如果要把这种不信任感具象到某一个目标身上，这个目标多半是“食品添加剂”。但若仔细分析，食品添加剂在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过程中，常常扮演“冤大头”的角色。
越少越好？
“不能邀请记者，没有记者，我们就放开了说。”2012年2月，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组织了一次会议，包括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在内，多家“管”食品的单位参加了这次会议，不过，所有参会者都对会议组织方提出了不要记者参加的要求。谁都知道，“食品安全”是当下中国社会最敏感的词语之一， 任何言论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
既然是一个“放开了说”的场合，年近70的吉鹤立也大胆质问：“大家觉得2011年出了很多食品安全事件，但真正是由食品添加剂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到底有几起？我看是非常非常少。”吉鹤立是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秘书长，但吉鹤立跟记者强调，他出此言，绝非完全从行业利益出发。学生物学出身的吉鹤立，在业内更多地被视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
不过，吉鹤立为食品添加剂正名的言论，的确不容易被公众接受，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食品安全危机后，对食品添加剂的恐惧，已经变成“固有的成见”，对添加剂避之唯恐不及。
正因为这样的公众情绪，最近，一则“卫生部拟禁用38种添加剂”的新闻，让消费者拍手称快，新闻中记者采访的各种“专家”，也纷纷表达赞成。但这样“大快人心”的新闻，却让吉鹤立无法接受。在他看来，非理智地看待食品添加剂，根本无益于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
报道源于卫生部于4月发布的一则公告，内容是卫生部对拟撤销38种食品添加剂“征求意见”。上海某电视台在报道这则新闻时，采访了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名教授，教授称：“添加剂毕竟不是正常食物，所以越少越好。”同时，报道中配发了某地医生介绍添加剂影响健康的采访，报道还提到“苏丹红”等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食品安全事件。
看完报道，吉鹤立感到“无语”，新闻中最明显的一处错误是，“苏丹红”危机根本与食品添加剂无关，“苏丹红”和“三聚氰胺”一样，是一种用于工业生产的化工原料，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到食品中。因此，把“苏丹红”混淆到食品添加剂的新闻中，唯一的作用就是加深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和恐惧，进而影响合法添加剂的使用。
公众的焦虑吉鹤立可以理解，但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各种所谓的“专家”，正在助长非理性的情绪。事实上，“拟撤销38种食品添加剂”的消息，并不能说明某专家对食品添加剂“越少越好”的看法。
“拟撤销38种食品添加剂”是今年1月“卫生部征求55种食品添加剂技术必要性和安全性”的后续消息，在经过征求意见、专家讨论后，55种待讨论的添加剂，剩下38种再次征求意见。也就是说，在本次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第二轮拟被撤销的食品添加剂种类，比第一轮减少了17种，这17种被认为在技术必要性和安全必要性的评估后，可以被保留。
因此，吉鹤立认为，所谓“专家”对食品添加剂越少越好的看法，只不过是迎合公众的情绪，卫生部的公告，完全没有显示要大量删减食品添加剂目录的信息，安全、合理地使用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需要，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只要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正确规范地使用食品添加剂，是不会出现任何食品安全问题的。
现代生活必需品
很难想象，如果食品添加剂从人们生活中一夜消失，生活将是怎样。起码，早上起来再没有面包，酸奶，菜肴没有酱油的色、味，小孩子再没有各种可口的零食和饮料。很多人回忆甜蜜童年时常常想念的水果罐头，再也无法生产。
无论从什么角度计算，食品添加剂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正面的作用都大于负面的作用——比如，防腐剂如今被视为“妖魔”，但很少有人深究，如果没有防腐剂，因食品腐烂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会损害更多人的健康。数十年前，人们从酱油里捞出蝇蛆并不是希奇的事，而在今天，这样的事件已经变成“奇闻”，原因就是酱油中添加了防腐剂。
吉鹤立告诉记者，公众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食品添加剂，如果保持理性，也就不会对正常的添加剂种类调整，产生误读。
卫生部门对添加剂品种的调整，是常见的行业标准调整，一些品种撤销的同时，一些新的品种也可能被增添到食品添加剂的目录中。本次对38种添加剂征求意见的标准，是考察这些添加剂的“技术必要性和安全性”，而“技术必要性”的背后，很大的决定因素是价格。
一种添加剂会不会被应用到食品中，企业必须考虑成本。吉鹤立举了一个最近被热炒的添加剂例子——明胶。明胶的原料应该是新鲜动物皮，食品级的明胶生产，必须使用健康、新鲜的食用动物皮和骨骼，而且这些原料必须通过检疫。这样严格要求的食品级明胶和工业级明胶有巨大的差价。
“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饮，味道特别浓，那个时候的冷饮里，就使用了食用明胶。”吉鹤立介绍说，食用明胶常用于冷饮的生产，但是，随着食用明胶价格越来越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冷饮生产基本上开始用其他效果类似的添加剂替代食用明胶，常用的有
阿拉伯胶、瓜儿豆胶、羧甲基纤维素钠等等。这些替代产品，价格低很多，企业自然会选用，国内企业现在大多已经不再用食用明胶生产冷饮。不过，国外不少企业仍然将食用明胶添加到冷饮中，这些冷饮价格较贵，但口感更好。
在本次卫生部拟撤销的38种食品添加剂中，很大部分撤销的原因，就与价格有关。吉鹤立介绍，征求撤销的一个添加剂叫“薪草提取物”，它被用在制作
豆腐的过程中，使得豆浆凝固成为豆腐，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点豆腐”的材料。这种添加剂由浙江一家企业申报，得到批准后成为国家食品添加剂目录中的一员。
但是，获得批准后，由于原料困难，成本太高，这家申报企业从未生产过，也没有其他企业用它来“点豆腐”。因为成本原因，“薪草提取物”变成了“僵尸”添加剂，也就不具备“技术必要性”。
另一个例子是拟撤销添加剂目录中的前三种防腐剂，它们常被用于水果保鲜。但随着水果冷库保存成本的降低，杀菌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企业使用冷库保鲜，这几种用于水果保鲜的防腐剂已没有人使用，即已没有技术上必要性。
成本，是所有企业在选用食品添加剂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吉鹤立表示，企业根据多种因素选择使用食品添加剂，只要是合法地使用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安全性上都是有保障的。
“明胶门”背后
业内人士力证合法食品添加剂的无辜，在各种与添加剂有关的“丑闻”中，大多数属于违法将非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生产，以及合法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
近期引发哗然的“毒胶囊”事件，正是其中一例。明胶根据用途不同，分为工业明胶、食用明胶和药用明胶，跟“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类似，本次查获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物胶囊，是把不能用于食品或者药品的物质，用在食品药品生产中，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这种事件其实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而2011年发生在上海的“染色馒头”事件，则属于违规使用合法食品添加剂的情况。馒头生产企业使用的这种着色剂，《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是规定允许用于面包、饮料等食品中，但这家企业却私自用在馒头生产中。因此，在“染色馒头”事件中，食品添加剂着色剂
柠檬黄是合法的，同时也是安全的，只是没有批准用于馒头中。吉鹤立认为，“染色馒头”事件曾被称为“毒馒头”事件，也是一种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
误解还不止于此。细究历次由食品添加剂唱主角的食品安全事件，记者发现，其中一些属于企业虚假宣传，而并非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什么叫“食品安全问题”？科普书籍《何食为安》中，编写者吉鹤立引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是：食品安全问题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
2011年，连锁餐饮企业味千拉面，被媒体曝光拉面的汤底是用汤料调制的。这家企业一直宣扬面汤的营养价值，但被曝光后企业承认，汤底原料是由工厂生产的一种浓缩汤料，稀释后每碗汤不可能如宣传中那样富有营养。据之后的报道，味千拉面使用的浓缩汤料，是由正规厂家用
猪骨生产的一种合格产品，其中并不涉及食品添加剂安全问题。
事实上，引发消费者不满的原因，与添加剂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企业模糊概念，将一种使用了添加剂的工业产品，描绘成富有营养的汤料，故意让消费者产生汤料是现场熬制的错觉。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永和豆浆”“肯德基豆浆”的质疑中。消费者发现，标榜“手工现磨”的豆浆，都是豆浆粉兑水制成的，而豆浆粉作为工业化生产的食品，一定存在食品添加剂。对于连锁餐饮行业来说，方便、快捷、低成本是它们的生存之道，连锁餐饮大多使用工业化生产的半成品，简单加工后售卖，因此，所谓的“手工现磨”，明显是虚假宣传，而与食品添加剂安全无关。
“毒胶囊”的导火线“老酸奶”风波，在吉鹤立看来也是一场“
乌龙”。吉鹤立介绍说，牛奶原杯发酵，一般是不放添加剂的，被叫做“老酸奶”，按照食品分类为“发酵乳”。如果在这种“老酸奶”中加入各种添加剂，调制成的酸奶叫做“风味发酵乳”。风味发酵乳中可以添加明胶。如果酸奶里面添加了明胶或者其他的添加剂，就不是‘老酸奶’，把‘风味奶’说成是‘老酸奶’首先是虚假宣传，而不能说‘老酸奶’加了什么东西不能吃。”
“板子”怎样打？
吉鹤立说了合法食品添加剂的很多“好话”，但他并不讳言食品添加剂领域存在很多问题。在他看来，复配食品添加剂多年以来存在各种问题。台湾“塑化剂”事件，就是其中一次爆发。
复配食品添加剂是指为了改善食品品质、便于食品加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一品种的食品添加剂，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物理方法混匀而成的食品添加剂。个别的复配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在选用食品添加剂原料时，为了降低成本，不选用食品级的食品添加剂，而使用化工级的非食用化工原料。
台湾称为塑化剂、大陆称为增塑剂的物质，是一种非食用化工原料，广泛用作塑料制品。起云剂是饮料中常用的复合食品添加剂，正常的起云剂应该由乳化剂、增稠稳定剂及油脂组成。台湾“黑心商人”将塑化剂偷偷地加入起云剂中，30年以来，大量假起云剂流入食品工业。事件曝光后，检查机关查获不光台湾市场上众多食品含有塑化剂，由台湾进入大陆的食品中，已有近千种食品查出含有塑化剂。
“塑化剂”事件暴露了复配食品添加剂暗藏的风险，理应重拳打击，但在轰轰烈烈的讨伐过后，内地香精香料企业却成为这场风波“误伤”的对象。
内地质监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含塑化剂的食品，塑化剂来源都是香精香料，因此，部分香精香料企业被查封，行业遭受重创。
检查扩大后，质监部门发现，几乎所有香精香料中都含有塑化剂。这么多香精香料品种中都含有塑化剂，在业内人士看来是一件奇怪的现象，专家推断，不可能每一家企业都不法添加塑化剂，香精香料含塑化剂很可能不是人为原因。
随后，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的香精香料专家，组织数家香精香料生产企业进行检测、调查，分析600多个检测数据，证实样品不存在人为添加塑化剂的现象，塑化剂应该是从生产原料中带进的。
调查人员分析，被称为“塑化剂”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已经在塑料工业
中使用超过半个世纪，塑料废弃物进入环境，使很多生物体内或多或少都残留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许多香料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因此香料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香精由各种香料配制而成，所以，香精中也不可避免地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吉鹤立解释说，食品中使用香精量大约占食品重量的千分之一二。1公斤食品如果添加2克香精，假设这种香精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为60毫克的话，1公斤食品中就会含有0.12毫克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根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这样的残留量对人体健康来说是一个安全值。
专家在统一意见后，将检测结果及处理意见上报卫生部，卫生部根据上海的报告，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发布公告，要求每公斤香精香料存在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的物质不得大于60毫克。
就像我们不能再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现代人也不可能远离食品添加剂，在对食品安全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情绪中，保持理性太难，但保持理性，却是走出食品安全危机的必需。
“放心肉”离我们有多远？
多年来，瘦肉精、假
猪肉、病死猪肉等问题的屡禁不止，猪肉这种常见的肉类，让中国消费者纠结不已。
记者—应 琛
禁肉风波与“自救”年代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郑重其事地通过新华社辟谣：刘翔从未断过吃猪肉。这一表态，是对之前媒体报道运动员不敢吃猪肉的回应。有媒体报道说，在备战奥运会的重要时刻，中国运动员为了远离瘦肉精，长期断肉，连刘翔也多年不吃猪肉。“我特意向110米栏国家队领队杨继敏核实此事，他很气愤，说刘翔从来没有断过吃猪肉、
牛肉等肉食，”总局科教司综合处处长陈志宇对新华社记者说。
不过，辟谣并未能平复风波，公众更是刨根问底：刘翔你吃的是哪里来的猪肉？
这样的新闻看似充满幽默色彩，但背后却是中国食品安全的尴尬现状。多年来，瘦肉精、假猪肉、病死猪肉等问题的屡禁不止，猪肉这种常见的肉类，让中国消费者纠结不已。
据中国肉类协会介绍，我国既是生猪生产大国，也是生猪产品消费大国，多数地区群众的日常肉食消费以猪肉为主。2008年全国肉类人均占有量为54.8公斤，其中猪肉为34.8公斤，猪肉食品在整个肉类食品中占了60%以上。
但不知从何时起，无论怎样烹调，猪肉变得不再香气诱人。大多数人开始对猪肉安全问题“耿耿于怀”，为了防止在集贸市场上买到“问题猪肉”，他们坚持到大型超市购买猪肉。但可悲的是，如今即便是超市也不再令人放心。
不仅是猪，它的好伙伴牛和羊也饱受“安全之困”。
从消费角度看，中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让瘦肉的价格远高于肥肉，瘦肉率自然成为最受重视的指标。业内人士指出，要想提高瘦肉率，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从遗传上改良猪种，养瘦肉型猪”，但目前中国大部分生猪由于分散养殖，缺乏科学饲养，把商品猪作为种猪繁殖，品种出现退化瘦肉率不高，于是，有些人就想到了“偏方”——瘦肉精，来改变活猪的瘦肉率，导致食品安全出现问题。
2009年的河北瘦肉精羊案、2010年的湖南瘦肉精案、2011年的河南双汇瘦肉精猪，瘦肉精屡屡“借尸还魂”，一次次将公众的担忧推向顶点。
于是，为了在这个充满了“不好吃”、“不能吃”的时代能够“吃得好”，人们开始坚持自己动手。
自从玩着网络的网易公司CEO丁磊忍不住去做一个“猪倌儿”起，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行涉足养猪业：中粮、武钢纷纷涉足。
按照丁磊的讲法，他只养1万头猪，这不是网易的一项投资，而是公益事业，“网易做这个事情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再赚多少钱，是希望探索出一个可以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提供农村工作机会的又能全国推行的养猪流程和模式。”
针对部分媒体的质疑，丁磊则坦言：“没错，我就是在作秀。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为了什么作秀。我是想通过养猪来探索农业生产新模式，同时，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做一些尝试，为此作秀来唤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何不好？”
丁磊还表示，希望自己成为一颗火种，带动更多人的思考和参与，一起来改进整个产业链，改善食品安全问题。
不过，丁磊似乎把食品安全想得太简单了，即使他的养猪场一切顺利，充其量也就能保证猪肉安全，还是极小部分人的猪肉安全。
有评论认为，一个“丁磊”站出来，千千万万个“丁磊”跟上来，最终实现我国食品安全的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完全是一个娱乐公众的笑话，更像是一记耳光。实现食品安全的途径不是依靠强有力的质量检验，而是寄希望于无数个“丁磊”痛定思痛之后的跨行业作业，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记者翻阅资料了解到，《小康》杂志通过持续关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早已高居国人不安全感之首，且不安者的比例还在逐年上升：2009-2010年度为六成人，2010-2011年度上升到近七成人，2011-2012年度更高达逾八成人。
从这次质疑中国运动员集体不敢吃肉的“极端个案”，到逾八成人认为食品不安全的普遍认知，显示公众对本土食品的信心正逐渐丧失。有时，这些情绪的危害，甚至远超食品安全问题本身。
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有关部门非但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还给自己“开起了小灶”。
“特供”一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并被嗤之以鼻。
其实，“特供”本身也不是一宗罪，倘若从养殖养育的角度来看，它便是一种追求自然、远离污染的生产经营思路。只不过，近些年来，因某些政府实权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求长期享用“特供食品”的特殊福利，而广大消费者却常常生活于“普供食品”质量堪忧的担惊受怕中，故而公众往往一听到“特供”之名，便很快会引发“腐败”之恨。
猪肉安全从何破题？
事实上，原《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自1998年施行以来，对于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从近年的情况看，“放心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地区私屠滥宰屡禁不止，屠宰病害猪、注水猪的现象时有发生，销售、使用病死肉、注水肉等不合格生猪产品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今年“3·15”期间，河南电视台曝光了河南省通许县的“病死猪还魂”现象——当地长期存在病死猪收购外销一条龙，不法商贩公开打广告收购病死猪；政府防疫员收钱开免疫证明，甚至充当病死猪中介；多部门集体不作为，病死猪肉畅销开封、郑州和许昌等地。
短短一个多月，媒体又曝光了深圳光明高新区一黑作坊屠宰死猪，然后用福尔马林漂白猪肉，再打着新鲜猪肉的招牌销售。据报道，这个窝点日产死猪肉约上万斤，大多流向深圳公明、松岗等地。
媒体曝光——政府整治——死灰复燃。相对“问题胶囊”耗时8年打造出的一部“不死神话”，深圳这家猪肉私宰点虽显“小打小闹”，但就“剧情”而言，实在是如出一辙、毫不逊色。
“中国的猪肉产业非常混乱，比奶业乱得多，农业部管理起来可谓千头万绪。”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媒体。
确实，“龙多不治水”。这也正是8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瘦肉精”危害老百姓多年而未见根治怪相的症结所在。
因此有人提出，能否变成“一龙治水”，国家能否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对猪肉安全专项管理；也有人建议，相关国家监管机构能否由块块管理变为条条管理，从而避免与地方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人表示，猪肉安全包含多个链条，从生猪的养殖、屠宰、猪肉加工到配送、批发和零售，环节众多，监管部门繁杂。要把所有的环节纳入监管，发现问题时有章可循，猪肉安全追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
日前“绝食抗议”病死猪肉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院教授史璞，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监督部门是块块管理，总的管理机构只能起到指导作用，下面的分级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联系紧密，人员工资、福利也由当地财政划拨，主要来源于当地纳税，这便客观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影响监督执法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绝食抗议”之后，史璞一直在反思。他认为，食品安全问题，表面看是一个经营经济问题，实质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体制问题，既存在着不良商家的利欲熏心，更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乃至乱作为。
“一方面，地方政府的不问责导致有效监管缺失。另一方面，惩治力度小、违规成本低，变相纵容违法经营。加之，恶性竞争加剧伪劣假冒。”史璞说，“确保食品安全，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行为责任，但政府有它的职责责任。两方面都要努力，光靠政府不行，光靠公民更不行！因为很多公民做不成的事，才通过纳税来供养政府来为自己办实事。”
据悉，去年以来，全国公安部门对“瘦肉精”、“地沟油”等严重危害群众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强力打击和全面围剿，共侦破食品安全案件5200余起、制售假劣药品案件6500余起。此外，公安部门还侦破了销售“病死猪”的犯罪案件170起，查扣“病死猪”及其肉制食品近6000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集中侦破一大批销售“病死猪”犯罪案件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集中打击销售“病死猪”犯罪，把打击重点，对准那些大量非法收购“病死猪”加工制售肉制品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把收购、贩卖、屠宰和加工环节作为查处的关键环节予以严厉打击。
但愿，如史璞所愿：秋后，问题猪肉就少了。
转基因值不值得恐惧？
不少公众将转基因研发和审批与政府工作不透明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政府部门相对滞后的反应，也成为口实。
撰稿—贾鹤鹏
转基因加速
打开电脑，在搜索中输入“转基因”一词，各种担忧内容会跃然纸上。当今世界，恐怕再没有几个科技词汇，像转基因这样惹得公众如此议论纷纷了。然而，议论归议论，转基因的发展仍然势不可挡。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测算，2011 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 8% (1200 万公顷)，达到了创纪录的 1.6 亿公顷。2012 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第 16 年，在连续 15 年(1996 - 2011 年)增长后，2012 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增加。
转基因的迅速发展，说到底是经济因素的推动。例如，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已经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收益。如中国批准了抗虫的转基因 Bt 水稻，Bt 水稻将会给中国水稻种植户带来每年 40 亿美元的收益。
实际上，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带来了巨大收益。它对人类健康的主要影响，在于大规模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并减少了消费者在食品消费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据德国哥廷根大学科学家发表在《生态经济》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印度自从 7 年前采用转基因棉花以来，其棉花种植已经减少了 50% 的化学杀虫药用量，其中，剧毒农药的用量更是减少了 70%。据此每年减少了上百万起农药中毒事故。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主要体现在通过提高作物产量而减少耕地使用，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剂上。美国科学家2011年发表了一篇综述，评估了过去 15 年来 150 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后发现，就总体而言，已经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通过提高了免耕作业、减少了杀虫剂用量、使用对环境更友好的除草剂和提高产量，从而减轻了土地压力，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品种，转基因可能存在各种潜在风险，包括抗虫品种可能会导致目标害虫逐渐出现抗性，抗除草剂品种导致除草剂应用大幅度增加，从而可能导致抗除草剂的所谓超级杂草的出现。幸运的是，科学家们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批准种植转基因之初就采取了迄今为止实践证明有效的措施，包括应用避难所——即要求种植转基因的土地，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通常为20%)种植非转基因作物，防止目标害虫出现抗性——和使用多样化的除草剂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提出了各种指控，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畜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和现实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在转基因问题上最为保守的欧盟的官方机构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在历次评估报告中都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相比于常规作物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更多潜在的和现实的风险”。
学界与公众理解错位
尽管科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在转基因技术和作物的安全性方面做过大量研究，但是由于科学界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不足，在一些环境组织和媒体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反转基因的力量。
据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传播中心的媒体监测表明，在大多数时候，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都是以负面新闻为主。
在长期的负面舆论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出现了较深的误解甚至是排斥心理。例如，人民网2008年11月28日发布调查《你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共有6205
人参与了调查。其中，选择“安全，是一种育种方式”的共2841票，占投票总数的45.8%；选择“不安全，对人类或有潜在危害”的共3175票，占总数的51.2%。
然而，如果包括了范围更加广泛和能够从转基因技术中获益的农民后，公众还是能够对转基因食品表示出积极的态度。2002、2003、2009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胡瑞发、黄季焜等通过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包括农村集贸市场等地的调查发现，可以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占到61%，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占8%，无所谓和不知道的占31%。
中国农业大学的转基因生物风险交流机制与模式研究课题组在2010年进行的针对4000多份受众的调查也表明，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影响，不清楚的人占了38.21%，认为利大于弊的比例为27.7%，认为利弊各半的比例为23.6%，认为弊大于利的比例为10.46%。
口水淹没证据
在转基因问题报道上，科学家和传播专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媒体报道和网站上的一些传言，不论在转基因还是其他科学问题上，都不能成为证据，除非它们是来自经过同行评议的专业科学杂志上正式发表的论文。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科学证据，但在谈论转基因是否安全的问题上，这只能是一个需要靠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来回答的问题。
而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和个人并不严格依赖科学证据。早在90年代末期，在接受英国上议院质询时，一位活跃的反转基因组织成员在上院议院们的一再追问下就指出，科学再发展也不能保证转基因无害。
估计科学家们听到这个话只能摇头苦笑了。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妖魔化转基因其实不用上升到那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只要结合热点事件中的一句“专家认为转基因有害”已经足以把公众对陌生事物的排斥激发出来。与之对照，从事转基因研究和安全性评估的科学家“阵营”则事事引经据典，唯恐表述有误，尚未交锋，已经丧失了“战机”。
在有些时候，科学界一些并非本专业的科学家，甚至是某些知名科学家的一些不严谨的表述，会迅速成为反对转基因派的依据。例如，某声誉卓著的科学家，在两会期间说到转基因水稻时如是表述，“比如一些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虫抗病基因虫吃了要死，人吃了会怎样？很难说”。在此处，没有必要回避转基因抗虫稻具有潜在风险的可能性，但是将“虫吃了要死”与“人吃了很难说”这两点在科学上已经充分证明了无关联性的表述联系在一起，仍然会起到很大的误导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成熟的食品与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多次强调，转基因食品与常规食品实质等同，并无必要进行临床实验。
阴谋论阴影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支持为其安全性提供了证据，那欧盟各国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是否说明了它不安全呢？
实际上，欧盟的决策更多是基于这种判断：“现有证据不足以打消所有顾虑”。这其实也体现了富裕国家的一种官僚理性。“老百姓反对，我何苦要批准，反正总有理由说其将来可能潜在不安全的。”
这与一些人文社科学者的经典表述一脉相承：“今天无害就能证明明天无害吗？”“这一代(事实上已经至少有两代人食用历史)无害就能证明几十代以后无害吗？”
这个说法几乎无可反驳，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任何东西，包括我们日常吃的米饭、馒头，我们都无法证明今天无害就能代表几十代以后无害。绝对零风险的食品是不存在的。
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可以轻易地用“阴谋论”来描述一些我们无法证明的能推翻科学界结论的说法，比如著名的Pusztai 事件就是如此。
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研究员Arpad Pusztai 1998年秋在电视台宣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
马铃薯饲喂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此事引起轰动，从此引发了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英国皇家学会1999年5月公布同行评议报告，指出Pusztai研究的严重错误和缺陷。Pusztai在国际科学界因此受到严厉批评。
而这个案例，在一本反转基因的著作中却被如下描述：
Rowett研究所的所长接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个电话，要求他开除Pusztai，而布莱尔则受到了克林顿的压力。
这个说法几乎没有办法去核实。
实际上，这种阴谋论的说法恰恰在中国被进一步放大，说美国人种植转基因只是用来出口，甚至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主要是给中国人准备的。公众对政府透明性的不满也与转基因问题不可避免地纠葛在一起，让部分公众对阴谋论的担忧雪上加霜。不少公众将转基因研发和审批与政府工作不透明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政府部门相对滞后的反应，也成为口实。
其实，这一看似严峻的阴谋论，到美国市场上走一走就迎刃而解。美国生产的玉米和大豆，转基因品种都在90%上下，FDA为了防止消费者对转基因有疑虑，禁止对其进行标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自然充斥着大量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包括直接食用的糯玉米。
但阴谋论者就是不信这个邪也没有办法。毕竟，每个人都有用阴谋把自己吓死的自由。
(作者为科普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
来源：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