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药总厂散发异味不是个新问题，受访者对此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50多年里，哈药总厂从毗邻学府路到现在向北、西、南三面扩张，占地56万平方米；而原先处于城市边缘区域的城市菜地和工厂区也变成现在仅在校生就有约10万人的高校聚集区。对于制药厂，激增的生产量和多样的品种除了增加异味的浓度，也加大了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难度，运行成本相当可观。“即使三废处理全部达标，车间药物生产中的异味仍然不免泄露。制药厂搬离大城市，甚至退出二线城市是整个行业必然的选择。”制药工业废水处理专家、广州大学教授胡晓东对本刊记者说。
记者◎贾子建 摄影◎于楚众
周边的生活经验
刘珉才过了51岁生日，满头的
白发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上10岁。哈尔滨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几天里气温一直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然而说着话他头上就一直冒汗。“大夫说这是神经系统出现紊乱，功能失调，因为晚上老是睡不着觉。”刘珉求熟人帮忙买过安眠药助眠，可是逐渐增大的药剂量终于让他不敢再吃下去。“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喝酒，一口气喝6瓶啤酒，然后借着酒劲躺在沙发上昏睡个一天一宿。”年轻时跑大兴安岭贩过木材、开大货车自己跑过运输，从现在的身板也能看出当年的好体魄。刘珉没有
失眠症，让他神经衰弱的是半夜会突然涌进室内的滚滚恶臭。“一般都在半夜两三点钟，人立刻会从梦中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每个药厂附近的居民在接受采访时都会讲述这样一段“夜半惊梦”的经历。哈医大二院超声科主任田家玮住在药厂东边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内的家属楼里，她告诉本刊记者：“6月5日媒体曝光后烟囱确实停了，可是没好几天，15日凌晨2点多我丈夫就又被熏醒了。”
刘珉的痛苦尤甚，因为他家紧贴着哈药总厂污水处理厂的南院墙，距离污水处理厂、蛋白饲料厂的烟囱最近处不过四五十米的距离。根据哈尔滨市环保局的监测显示，异味的三个主要来源正是污水处理厂、蛋白饲料厂和
青霉素这种发酵类药物的生产车间。刘珉甚至已经可以辨别出这三种味道的不同。“刮西北风时吹过来的是蛋白饲料厂的味儿，它是浅
咖啡色的粉末，有股烘干的糊味。刮北风时是污水处理厂散发出来的硫化氢，典型的臭鸡蛋味儿。风从东北边过来就是青霉素生产车间里的味道，那股味呛得人喉咙难受。”夏天的日子还算好过，时而风向会转南风，刮西北风的冬季简直苦不堪言。“别说不开窗，冬天我们得拿5厘米厚的棉被把窗户封死，就是那样屋里也有味儿，而且哈尔滨的冬季可是整整半年啊。”刘珉说。
1984年刘珉的父亲购买这块900多平方米的废弃土地盖房子时，院墙北边还是“永丰砖厂”。“我家原在道里区住，家里兄弟姐妹5个都要结婚成家，分的房子也不够用，父亲索性就把房子折成现金到南岗区这边买块废弃地，自己整平盖了个院子。”1999年，砖厂取完了土，土地也被哈药总厂收购，相继盖起了污水处理厂和蛋白饲料厂，刘家人的噩梦就开始了。胡晓东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药厂废水中主要是有机物污染，在处理中需要培养异养菌吞噬有机物，所以废水处理过程会产生像硫化氢这样的废气。而且以前的制药工业三废处理标准中并不要求在处理废水的同时解决废气问题。”爬上刘珉家的矮墙，眼前就是巨大的污水处理池。“去年10月左右这些水池才开始加盖，以前连盖子都没有，就可以看见那些水在池子里咕嘟咕嘟往外冒。”两个高出地面近百米的大烟囱也是2008、2009年盖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和蛋白饲料厂在取过土的砖厂里，地势比我家院子低，以前他们有4个矮烟囱，只高出我家地平面1米左右，烟囱排出的粉尘直接就吹进我们家。”2007年8月又是一个浓烟滚滚的下午，怒不可遏的刘珉收集了两小时中沉积在自行车车座上的浅咖啡色粉末，“足足有6克”。
虽然饱受困扰，刘珉和周边的居民一样最初还是选择忍耐，他还在忍耐中总结着继续生活的“经验”。院子里有一片不大的小菜园，“
黄瓜这种娇嫩的蔬菜种不了，一开花就会死。只能种
扁豆、
茄子这种皮厚的，最好是种
萝卜”。洗衣服也要选日子，看“风水”。他曾把新洗的化纤裤子晒在院子里，“穿着上公交车，老有人捂着鼻子躲着我，后来才知道是裤子吸了臭味。从那以后我们洗衣服都得先看天气预报查风向”。刘珉自己说起来都觉得像个黑色幽默。
药厂周边的居民也都有自己总结的“排污时间表”，子时到3点是受访者们公认最浓重的时间。12岁的段浩住在药厂西南方的永丰村，他告诉记者每天早上7点去上学的路上闻到的味道最浓重。“我们小学就在学府路上，上课时窗户都不能打开，会有味道飘进来。”而自从6月5日被媒体曝光后，污水处理厂排放硫化氢的烟囱一直没有冒烟，原先整天排放的蛋白饲料厂的烟囱被刘珉总结出了新规律：17点左右开始。果不其然，在本刊记者采访的3天时间里，17点左右，蛋白饲料厂的烟囱里冒出的浅咖啡色浓烟就会滚滚而出，随着风力减弱和粉尘的逐渐冷却，蓝天中向西形成一条约150米的抛物线。
从宽容到激化
文字无法传达现场嗅觉的不堪，污水处理厂弥散出来的味道像几百个被打碎的臭鸡蛋，让人连连作呕，而距离不过100米的龙江橡胶厂职工回迁楼下，人们仍然在从事正常的娱乐活动。“我们都已经闻不出味道了。”一位已经在此地居住几十年的老人说。刘珉知道这种臭气有害是2007年。“我实在受不了就投诉到了市环保局，局领导告诉我那里面有硫化氢，对身体不好。然后我就去图书馆查，结果才知道它有毒，会刺激呼吸系统，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刘珉与四哥刘璋、侄子刘柏峰的病历上都写有“嗅觉丧失”、“
慢性鼻炎”、“咽炎”等医生诊断。刘珉2010年11月8日在哈医大二院所做的CT诊断报告确诊，他已患有轻度左肺下叶炎症。54岁的高春发80年代就在龙江橡胶厂工作，他介绍说：“那时候的宿舍还都是平房，旁边就是何家沟，药厂还没有上污水处理设备，污水就是直接排到沟里，生产的药不一样时，你就看那河沟里的水红色、蓝色、白色，五光十色的变幻。”2007年，高春发突然被检查出
肺癌，左半肺叶被全部切除。
高春发的病变并不能证明与药厂直接相关，而田家玮等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的政协委员针对附近高校系统所做的统计中，哈西地区呼吸系统癌症的发病率相比其他地区显得有点过高。2009年2月26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协提出了一份《关于恳请省政府督促哈尔滨市政府尽快落实搬迁哈尔滨制药总厂的承诺》的提案。哈尔滨医科大学还利用自己的检测设备对周边空气和药厂的水样进行化验，其中硫化氢超标1530倍，氨气超标20倍左右。污水中的氨氮、硫化氢、甲醛、酚等均超过国家标准很多倍。“我们有设备却没有环境监测资质，检测结果不具有法律认证的效力。”田家玮对本刊记者说。
臭味由来已久，但几十年里矛盾并未上升到如此尖锐的地步。田家玮1971年进入哈尔滨医科大学，与1958年成立的哈药总厂隔学府路相望了整40年。“其实那时候就有味道，但当时药厂规模还不大，味道很淡，大家还都能忍受。”学府路上比哈药总厂的历史更早的单位并不多，“哈医大比药厂搬来的时间要早，当时都是沿着学府路，周边大片土地还都是村庄”。现在药厂所在的南岗区仍属市区，但药厂位置也已经接近城市边缘，“再往南到平房就算出了市区”。几十年里，周边的学校规模也越来越大，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在药厂东侧形成半环绕之势，2009年田家玮在向黑龙江省政协提交的提案中就指出周边的大学生有近10万人，“还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解放军211医院、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的众多病人”。
上世纪末哈药股改上市，在资本推动下，本来就以青霉素类原料药和中间体生产为主的哈药总厂产量开始大规模扩张。2007年国际青霉素工业盐减产，哈药扩大国际市场，青霉素工业盐等原料药销售同比增长2.2倍，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4%，位居第二。哈尔滨市环保局在给本刊记者的书面回复中也表示：“对哈药总厂污染问题的投诉主要来自异味污染，应该说由来已久，但相对比较集中应该在2006年之后。”这个时间点与田家玮对“臭气变浓”的感受是一致的。田家玮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后，敦促政府尽快搬迁药厂成为近5年来她的主要提案。哈尔滨市环保局告诉本刊记者，我国第一部环保法规是1976年颁布的，1958年尚无环保法规可以规制药厂选址与医院、学校的距离，而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国家对制药企业与学校、医院等的防护距离也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法规对企业废气超标的处理方式是限期解决问题，环保部门没有权力责令企业搬迁。
哈药总厂自2004年开始，累计投资3000多万元对气味和污水进行治理改造，6月5日媒体曝光偷排污水的理由却是“设备检修”。“制药工业废水有其特殊性，因为制药流程复杂，水质和水量在不同时段的排放都不一样，而且制药中添加的如表面活性剂这样的添加剂还会影响污水的处理效果。制药污水的处理原理并不复杂，因为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培养有机物将有机物吃掉就行了。但微生物生存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制药生产的波动会容易打破生物处理系统的稳定性，有时就会造成处理结果不达标。”胡晓东对本刊记者说。2010年7月新的《制药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出台，污水处理指标都比从前更加严格，例如COD就从300毫克/升缩减至100毫克/升。虽然如此，胡晓东说，污水处理达标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达标显然有另外的原因。“制药工业污水处理的成本相当高，1立方米中等浓度的制药污水的处理成本超过10块钱，是城市污水处理的10倍以上，而且药品品种越多、产量越大处理的难度也就越大。像哈药这样的大企业还有实力担负，中小企业要想排污达标，药品的成本就会提高。5年前国家标准并不要求在废水处理的过程中处理产生的废气，现在又提出了要求，这个成本也会相应上升。”验收报告显示，哈药总厂的污水处理厂设计日处理污水在2.5万吨左右，实际日处理污水也有1.4万吨，处理后的污水直接流入群力城市污水处理厂。
生存者的选择
2008年污水处理厂南墙边的龙江橡胶厂平房宿舍区开始拆迁改造，2009年3栋楼共586户的回迁楼在原址建成。“原来700多户职工只回迁了300多户，闻这个味道闻够了，凡是还有点积蓄的都搬去别的地方住了。”高春发切掉左肺后再不能开车，每月也只有300元的低保收入，妻子为了维持生计到大学食堂去做洗碗工。“按原来面积一比一回迁，新房多出来的面积按每平方米2000多的价钱补。”高春发东挪西凑了8万多块钱才终于住进了60多平方米的新居，如果想搬到别处至少还要自己再添个十几万元。2004年左右龙江橡胶厂就已经破产，下岗职工手头本就不富裕。这个楼盘相比周边至今仍是价格洼地。“近几年楼市这么火爆，这几栋楼剩下的房子3年居然都没卖完。”刘珉说，“开盘时，来看房的人打开车门闻了闻，没下车就开走了。”现在住在这里的除了原来的回迁户，就是在附近打工的出租户。“没有钱就只能住在这里，还能怎么办？”高春发觉得唯一比较得意的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买了3层，“80米高的大烟囱修起来，粉尘直接就冲着高层去了”。
父亲去世后，刘珉也想过卖掉院子搬走。“买主来看房子那天没刮风，一切都很满意，价钱也谈好了。可是来签合同那天刮西北风，买主头也没回就走了。”26岁的刘柏峰在院子里开了小服装作坊，为自己在哈西服装城的档口加工服装。“我这里比别人可难招工，人家一进院子就问什么味儿，说什么也不干了。头两年没办法我把厂子搬出去过，可是一年4万元的房租太贵，没办法只能又搬回来。”2007年10月，饱受困扰又没法搬走的刘珉一纸诉状把哈药总厂告上了法院，要求哈药总厂停止侵害，并赔偿健康、精神抚慰金6万元；赔偿因被告违法排污给原告所造成的房产及其他损失共计人民币12万元。可是直到2008年4月起诉才被南岗区法院立案。从立案到一审足足等了两年，2010年11月10日刘珉才迎来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一审结果还没下来。每次法院的信访接待日刘珉都去问消息，“有一位法官倒是跟我说了句实话，他说：‘老刘啊，要是给你立了案，药厂以后还不得赔死啊？’”
刘珉告药厂的事在邻居间也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说，他们觉得不可能成功，只会在背后说风凉话。”从知道硫化氢的危害后，刘珉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研究环境相关法律，一审时，他为自己主张权利，向法庭出示了刘家三人的病历、粉末微粒实物、2007至2010年多次在刘家实地拍摄的哈药总厂烟囱排放大量粉尘、黑烟的光盘，这些证物均被法庭认可。“晚上熏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应该怎样坚持下去，想起父亲就让我有动力坚持下去。去世前他
瘫痪在床3年，一想到一个身体完全不能自由支配的病人还要躺在那里忍受难闻的恶臭，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
污水处理厂西墙外已是一片瓦砾，因为哈尔滨火车西站的修建，振兴村被划归道路规划得以拆迁，西南方向上的永丰村也在等待中，拆迁只是时间问题。34岁的李合出生在村中，“从小就是闻着药厂的臭味长大的”。虽然仍然是抱怨，但和村里的其他村民一样他的情绪因搬迁的期待而显得很乐观。这个原先靠种菜为主业的村庄因为菜地被占，每户补偿50万元，3公里外的回迁小区正在建设中，“搬过去估计就不会闻到臭味了”。村民也有在药厂中工作的，但李合说人数并不多：“我也想过去车间工作，但味道实在太大，受不了我就回来了。”段浩的妈妈负责在流水线上包装，他说：“她们上一个白班，一个晚班，休息一天，晚班从17点到凌晨2点。她得一直用大口罩蒙着脸。”段浩对本刊记者说。村庄旁边就是今年即将竣工的哈尔滨市社会福利院，而不远处的火车西站将成为动车组、未来高铁的到达站。“难道要让每个到哈尔滨的人都能闻到药厂这股臭味？”刘珉说。
高校教授们的对抗手段是提案。仅2009年，民进省委、民建省委数十位政协委员集体向省政协提案敦促哈药总厂尽快搬迁。提案也回顾，哈尔滨市政府、市经贸委和省市环保部门在2003年、2004年曾相继做出了建议将哈药总厂搬迁列入计划的设想。但是几年过去了，依旧是纸上谈兵。据了解，哈药总厂利税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近三成。本月14日搬迁工作才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哈药总厂已与阿城区政府签订搬迁协议，一期工程计划2013年建成。“青霉素类药物属于生物发酵药，制药工艺本身限制即使三废处理达标，也会有味道，不可能完全杜绝。现在上海、广州市的药厂已经全部迁出城市，在广州甚至迁出清远、中山这些二线城市，向更偏僻的地方转移。”胡晓东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药厂的整体搬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即使污染物指标全都达标，只要有异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评就是不合格的。我们在成都的一个项目，药厂刚刚运行还没投产，居民就投诉到市长那里要求关停。”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使用化名)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应该让那些不作为的有关行政部门“公务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切身体会老百姓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