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活动中，显然有科学和伪科学之分。关于伪科学，目前争议很大。科学发现必须展现新的世界图景，当然，新理论对旧理论的关系是一种扬弃关系，即既保留又抛弃，但新发现毕竟是科学理论的飞跃，是理论的质变（包括部分质变)，因而必然与原有图景发生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突破。
恩格斯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假说的前途有两类：一是发展成为社会承认的理论；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出现后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否定错误假说的历史地位，因为它们当中的合理成分往往会为新理论吸收，成为新理论成功的基础；同时，如果不给这些“不结实的花朵”以必要的生长空间，那么就可能使得“结实的花朵”在开放之初就和“不结实的花朵”一并被封杀。即使假说发展成为新理论，随着实践的推进，终究还是要被替代的，有的甚至成为错误理论。
关于“伪科学”，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在讨论“证伪”理论时有一个说法，他说，伪科学虽然也讨论经验问题，但用词含义不清，论断模棱两可，无法用经验证伪。波普的这个判据有一定道理，但也有相当的问题。因为许多科学假说在一开始使用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不可能是十分明晰的，同时也是远离经验的。
真正的伪科学命题应该指不具备基本的理论概括力度、概念缺乏凝敛性、表述缺乏系统性，并且是要刻意以科学形态强行出现的命题。新理论的建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要能够说明旧理论能说明的问题，即有传承性；2)要能够说明旧理论不能说明的问题，即有突破性；3)要能够作出可以验证的预见，即有前瞻性。传承性是新理论的基础，旧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是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世界，具有某种质的稳定性。任何新理论的话语体系都与旧的话语体系有衔接关系。
作为假说，尽管会有不完善之处，但一些基本的运作方式还是可以理喻的，如果连基本运作方式都不可理喻，这样的命题就值得怀疑了。关于话语体系问题，不能完全以西方分析性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理由是：第一，没有形成公理化逻辑体系；第二，没有受控性实验。有人甚至把中医称为伪科学的代表，理由是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不是科学概念，人体的生理状况与木火土金水这些物质毫无关联。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识，澄清这个误识对于建立和谐的学术生态有相当的必要。
现代自然科学的体系是公理化的逻辑体系，逻辑一词源于希腊语“logos”,有“思想”、“思维”、“理性”的含义，逻辑的现代含义主要是：1)思维的规律性；2)客观规律性；3)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所谓公理化体系，是选取少数不证自明的原始概念作为出发点，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证明其余命题的体系。希尔伯特提出了公理化体系的三个重要特性：无矛盾性、独立性和完备性。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找到把中医理论逐出公理化体系的充足理由。
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是“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之说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取象比类”方法。该方法源于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直观、整体、思辨的认识，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都采取这种方法认识世界，但其思维方式有根本差别。古希腊人把世界归结为“火”、“气”、“水”、“土”四大元素，但这四种元素是具体物质形态的指称，而中国的阴阳五行则是一种抽象概念，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这种选取是非常高明的。
中医典籍认为，阴阳的含义就是一分为二，可以通过对立统一两种力量的作用来把握人体的生理活动。中医诊断以观察色脉为主，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阴阳关系又渗透在五行的相互作用之间体现，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关系。与五行说密切相关的是脏腑说。关于脏腑的本质，从20世纪50-60年代起就成为中医界的研究热点。经过几十年讨论之后，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它们既不是具体的解剖器官，也不是具体的器官系统。以笔者之洞见，应该是人体某种调控机能的宏观表现。
自然界里存在包括生物体在内的许多复杂巨系统，它们是由巨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与外界系统保持着多样而又统一的联系。在系统内部，这些子系统以看似紊乱而实际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集体运动，产生有组织的功能。描述它们，所需状态参量和方程的数目都极其巨大，工作量难以设想。
20世纪70年代，哈肯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找到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主要、最有效、最有决定性的参量。为此，他采用了朗道在平衡相变理论中所使用的“序参量”的概念。所谓“序参量”，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参量，通过研究序参量的演变，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须追究微观层次上个别子系统的行为。
在分析性思维极不发达的古代，中医理论对人体的把握，不可能像现代科学这样去选取参量，只能用自然界可视的一些要素来进行比拟，但就其思路来说，确实与哈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阴阳、五行这种概念的作用类似于序参量，它们不是神秘的超自然因素，而是人与自然统一理念的体现。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中医创造了“辨证论治”方法。它采用病因（风、寒、暑、湿、燥、火)、病机（阴阳气血等的失调)、八纲（阴阳、虚实、表里、寒热)等特殊概念和特殊推断方法，构成了一个自恰的、可以演绎的类公理体系。
中医的确没有西方科学那种形式的受控性实验，但其“辨证论治”的思想，即细心鉴别疾病在不同阶段的综合表现，根据具体临床观察所得，反复调处配方的思想，却与西方科学的实验思想有一定的贴近之处。“证”含有实在的意义，而波普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最后划界，也就是可证伪性。再说，根据控制论中的黑箱方法，对于复杂系统，可以从功能角度由它对环境影响的反应来间接把握，而不必追究其内部结构，中医珍疗方法就正好是黑箱方法的典型例证。
不少支持中医的人士认为，中医是一种文化，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这种折衷实际上还是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科学”一词的本质是客观规律的意思，并非特指西方科学。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关系，是典型的互补关系。实践已经证明：西医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提高中医把握病症的准确性，特别是在应急救治方面，可以发挥中医难以企及的作用；而中医的方法，则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病因，特别是在调理机体的免疫能力方面，可以解决西医无能为力的问题。所以中医应该还是一门科学。
伪科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刻意欺骗性。前苏联时期，李森科的“春化理论”就是典型的伪科学，该“理论”明显不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系统。李森科从个人名利需要出发，甚至在其“理论”验证失败以后还提供伪证以维护错误。
所以，伪科学是应当反对的，但在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谨慎，防止误伤有创建的思想。即使是对错误理论，也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争鸣方式来批驳，不宜简单冠之以“伪科学”。特别注意不要把西方科学的方法神秘化、教条化，不能机械地要求所有命题都与西方分析性科学完全通约。这样有利于营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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