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雄论：第八篇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一、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二、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三、“复古”“崇洋”新论
四、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续前)
中医现代化与中医独立论
中医现代化
“中西结合论”的少数追随者也许比我们更敏锐地察觉到“结合论”一触即溃，但他们又不肯在被其认为“不科学”的中医学面前服输，或曰他们总觉得中医不如西医“科学”。于是他们加紧实行体面的战略转移（非“转折”)。他们以为“结合论”的不成功是因为仅限于采用西医学理论改造中医受到局限，或者仪器还不够先进，以致进展太慢。他们还想改用现代最新自然科学理论和电脑等最新尖端技术再试一试。
某些搞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同志虽素来与医学无缘，但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新进展和中医学在数千年前即已形成的老观点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关联，于是他们也想凭借手中掌握的最新理论对中医学来一番大刀阔斧地改建。然而他们对中医理论尤其是临床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认真深入地钻研过。
于是由这两股力量合流，迅速形成了当代最时髦的理论——“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是：王建平等《试论中医现代化》、黄星垣《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钱学森《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王建平等所提“中医现代化”主张要点是：
指导思想
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武装中医、发展中医；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提高中医。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多科学地研究中医药学传统的独特的理论及良好的临床疗效，探索其规律，揭示其本质，克服其局限，发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医学经过实验科学的论证，成为严密的先进的科学体系，使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具有客观指标，使疗效更加显著，并经得起重复，从而把中医学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上来。
中医现代化的目的是：更好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精华，使它在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以后，发挥它原有的特长，更准确地认识人体疾病的规律，更有效地预防、诊断和治疗人类的各种疾病，并以越来越多的共同的科学语汇与西医更自然地结合，从而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理论依据
王等引恩格斯的语录作为理论依据：“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发展。把自然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王等进而指出：“相比之下，中医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确是客观存在”。
何按：王等显然把恩格斯的论断作为教条，拿来否定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并将中医学排斥在“真正的自然科学”之外。王等不知道恩格斯在哲学上把这种采取分析——归纳法而取得了巨大进展的“真正的自然科学”仍然是划在“形而上学”一类中的。他们没有弄明白，恩格斯的这段话的真理性也和所有的真理一样，具有时空的相对性，是不可以生搬硬套的。它是针对西方十五世纪以前的黑暗中世纪神学和宗教统治时期而言。和神学与宗教相比，当然只有西方近代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然而能据此而将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套用到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使如流行的说法那样是“朴素的”，而迄今为止还不见有人把“辩证唯物主义”与西方科医学挂起勾来，哪怕是“朴素的” )特征的中医学身上吗？能照搬到西方科医学自身也在竭力摆脱四百年所采取的分析（解剖)——归纳法而改取综合——演绎法的崭新历史时期吗？
思想基础
王等“中医现代化”的理论大厦奠基于美妙幻想：“要是中医按其本身的特点，并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来发展自己，以现代化的语言阐明其理论实质，使它的诊断治疗不仅有质的分析，而且有量的指标；不只停留在客观的概貌，也深入到微观的局部；不光凭主观的感觉，还有客观的记录，那么，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共同语汇不就更多了吗？两者的有机结合不就更自然了吗？而提出中医现代化，乍看似乎分散力量，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
何按：王等大论显然依旧建立在中西结合以建立“新医药学”的基础之上，要融合中西医学理论体系。
王等大论出发于对现代科医学的
盲目崇拜，力主中医向西医看齐：
“应该看到，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上，由于历史原因，西医确是远远超过中医的，这是西医的长处。而中医现代化的提出，正是让中医学弥补这个缺陷，中医学对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凡是对发展中医有用的科学，应该主动地争取它们共同来为中医现代化贡献力量。多学科地、多侧面地一起来研究中医学，完全有可能使中医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出现一次质的飞跃，进入一个崭新的境地。”
何按：王等的“拿来主义”，打着“对发展中医有用”的旗号。然而，“对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需要，究竟是来自中医临床诊疗实践呢？还是来自王等欲使中医西医化的主观愿望呢？显然，王等的“拿来主义”，已经撇开了所谓“对发展中医有用”的前提，不是要保存和发展本来意义上的中医，而是要“革”中医的“命”，把中医变成完全不同或相反、或如同西医那样的东西。所谓“有可能使中医学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出现一次质的飞跃”云云即言此。打着“发展中医”的旗号来取消中医，这是一种不难辨识的两面手法。
王氏等“中医现代化”主张根源于脱离实际的主观估计：
“令人高兴的是，在建国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某些现代科学技术已开始进入中医学。从这方面的初步成果来看，中医现代化已被先行者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并已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在去年五月举行的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一些论文的作者，运用了现代科学方法，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了中医的一些基础理论。他们分别对阴阳、寒热、虚实、气血以及脾胃、肾和命门等进行研究，并用现代科学的指标，试图探索其本质。这些研究已出现了可喜的苗头。上海也有一些专家为中医现代化披荆斩棘，开拓道路。他们运用了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针麻原理、气功外气、活血化瘀、肾本质以及阴虚阳虚的物质基础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在临床方面，也有人运用电子计算机诊断、处方。在这些科研实践中，已开始出现多学科的协作和渗透。
这些事实说明：中医现代化已有良好的开端，在中西医之间找到了（许多人在“找”和“找到了”是两码事——何加)一些共同的语汇。对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医有兴趣，西医也欢迎（信口开河！——何加)。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步伐。”
何按：不是“事实“，不是能用来证明中西医学理论可以融合的事实，而是尚待认真推敲的混沌现象，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西结合的“群众运动”，也可以看到“中医现代化”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现在又被用来“运动群众”。如同“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不能证明“跃进”之“大”一样，如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并没有炼出多少真正有用的钢铁一样，又如同“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学进多少中医一样，医学界出现的赶时髦、趋热门的所谓“群众运动”，也无法依据被“运动”的群众之众、活动项目之多、参加人员中甚至还席卷了不少一流学者名流等等来证明“中西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正确。
上列现象，不过是反映了国内不少志士仁人在融合中西医学理论方面已经或正在进行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能否作为融合中西理论的“初步成果”，本书将在第五章“中西医学融合难”一节中详加评析。在那里我们将看到，不少参与上述努力的研究者（有的甚至坚持搞了几十年)的总结和自白，帮助我们戳穿了这种正被赋予特定涵义的“中医现代化”具备“良好开端”和实现的可能性的神话。
王氏“中医现代化”是“中西结合论”的续篇。其实质仍然是“中医科学化”。
王等谓：“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中西结合之外，另外提出中医现代化呢？应该看到，前一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大量是从防病治病为主要内容的临床研究入手，从一个病种扩大到一个系统，并在广泛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和理论探讨。现在普遍的反应是，中西医结合的步子还跨得不快，中西医结合的路子还铺得不开。从一个病、一个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相应的机理细节的探讨固然重要，但对人体疾病的作战来说，更需要寻找和探索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即从战略高度考虑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结合。而中医现代化的实现，则可加速这种结合。
“……这将是两大医学体系在理论上系统的有机的结合。展望前景，中医现代化将为中西医结合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何按：“中西结合论”源于人们的某种良好的主观愿望，带着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脱离客观实际的浓厚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从防病治病为主要内容的临床研究入手，从一个病种扩大到一个系统，并在广泛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实验研究和理论探讨”，即将中西结合主张放到临床研究——医学实践中去加以考察验证以决定取舍，这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如果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并且道路越走越宽广，那就证明该主张是可行的。否则就是不可行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恰好是：“普遍的反应”是“步子还跨得不快”，“路子还铺得不开”。这就表明前述主张有问题，得不到临床经验支持，是不可行的，应当被实践所否定，从而及早退步抽身。显然王等并未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程序，对中西结合主张在实践中处处碰壁进行反思，反而提出干脆撇开“临床研究”，另去“寻找和探索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即所谓“从战略高度考虑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结合”。这就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的两个重要环节上均出现失误，从而完全陷入了想入非非，掉进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试问世界上有哪一项有价值的医学理论能够脱离医学临床而产生、存在和发展呢？这种脱离临床实践，得不到广泛临床经验支持的“医学理论”即使被辛辛苦苦杜撰出来了，又有何价值呢？
王等“中医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
王等谓：“我们是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在党和国家极其关怀中医事业发展的情况下，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纷纷研究中医和其它传统医学的情况下提出中医现代化的。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进入了一个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在考虑如何实现现代化。”
何按：王等忘了，我们是在十年内乱、且国民经济发展屡遭挫折之后转入新时期的。我们的基础并不好，我们没有条件随心所欲，我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诚然，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医。但这完全是中医外行在根本不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医学本质的情况下采取的极其错误的战略决策（后面我们将看到，国外的中医内行是明确反对这种作法的)。妄想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并掌握中医学的实质无异于“竹篮（金篮亦然)打水”。中国是中医发祥地，对中医学的实质最了解。中国既没有必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了解中医学的实质，眼下更没有可能全面系统地进行这种研究。
中医学术和事业不同于西医和其它行业，是短线中的短线，别的行业可以学习，追赶西方，唯有中医，是西方学习、追赶东方，而不是相反。因此，强求中医也必须实行同样的“现代化”，要求中医也必须象中国西医那样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这种“一刀切”的作法给我们带来的苦头已经够多了，中医学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
我们看到，王氏自己在近期一封信中也已经意识到中医现代化主张至少在现阶段完全脱离了中国和中医界的实情，因而被迫宣告暂时放弃。他应当循此继续前进，从根本上重新审核自己的观点。
黄星恒“中医现代化”主张的要点是：
一、战略目标：“中医现代化，就是要把传统的医学从基本理论、临床疗效、论治规律等方面提高为具有现代科学手段和民族特色的新内容。这一革新过程的特征是：（1)将中医采用的传统诊断方法，革新为使用特定仪器检查分析的诊断方法；（2)将传统的中国理论和经验技术，发扬整理为具有现代科学手段阐述的新理论、新技术；（3)将中医原有的医、药个体劳动的诊疗组合，转变为医药结合的社会化的劳动组合。”
黄氏把中医的发展与西医混为一谈，否认和取消中医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否认中医学术的独特性。他杜撰“中医现代化的标志”说：诊断技术的迅速革新和改进，治疗效果的广泛提高或突破，学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医学现代化的根本标志。这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的共性，不论中医和西医都无例外。”
由此黄氏必然反对中医学独特方法和对中医的继承。他说：在实现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不能老重复对中医典籍进行考据、引证、注释等单调的继承工作，也不能只局限对于一个病的再验证，或对一个理论一个理论的进行一般实验引证……。”
显然，黄氏对于并不成功的“中西结合”式的研究也不满足了。下面说得更明白：
“过去提出‘用两法治病’、‘掌握两套本领’要达到一定的百分比要求，现在看来，这些提法和要求似不足以反映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的特征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二、主要内容
在上述思想指导之下，黄氏进而具体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1)中医的四诊应该做到客观化（“客观化”一词应理解为“仪器化”。因为中医四诊获得的生命活信息是凭人们感官感知而无须任何仪器测量的地地道道的客观存在——何加)；特别是望、闻、问、切均应加速实现检测化；（2)采用现代科学手段，探讨归纳其（按指中医证型的脉证特点——何加)生理病理改变和功能代谢的规律性，为进一步探讨有关中医学术理论的实质提供参考；（3)大力改革中医的治疗办法和技术操作，重点要改革对某些危急重症的抢救治疗办法，并把疗效大大提高一步；（4)进行大规模的中药剂型改进研究，研制总结出一套效果优异的中药新剂型。
何按：上述“主要内容”中后三条条文有省略。其省略部分全是“根据中医理论”“按中医理法”云云，而其核心内容和主张的实质则是完全背弃中医方法和中医理论传统而另搞一套。按黄氏主张，中医四诊即望闻问切不要了，代之以仪器检测；中医证型的脉证特点不再以四诊所得生命活信息为依据，而改以“现代科学手段”探讨所得的生理病理改变等为“参考”——名为“参考”，实则取代；中医抢救急危重证的独特办法和神奇疗效被否定和革除；在“中药剂型改革”的幌子下，天然药物被提纯为与化学合成药并无二致的注射剂等。据说这样才可以“把中医药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然而常识表明：中医理法被抛弃，中医方药变了质，连中医中药都谈不上了，还哪里谈得上发挥“中医药”的优点呢？
上述王、黄主张在实质上完全相同，仅内容上有所侧重：王侧重于理论说明，黄侧重于中医学临床诊疗手段的西化。
钱学森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
钱氏医学观点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医学界，正值中西医学两大体系学术论争进入第四阶段，“中医独立论”酝酿和产生之际。一方面，国际上持续十余年的“中医药热”方兴未艾，并由针灸向方药发展、向临床和理论两方面深入、由西式研究向传统本身靠拢。另一方面，国内绵延数十年的“中医科学（西医)化”运动几乎一无所成，濒临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医界一误再误，中医学术退化痿废、中医国宝支离破碎已经引起举国上下严重关注；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由于中共11届3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沉寂多年的中医论坛开始活跃。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出现“东方回归”的发展新趋势，对于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伴同世界“中医药热”波及影响到国内，致使作为东方文化复合体和仅存的活标本的中国传统医药学，在国内外学术思想界身价陡增，一跃而居百科之首。政界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中医、涉足中医，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医。钱学森教授便是这一历史性潮流中影响较著的一位。
钱氏医学观点的形成
从已有文献资料来看，钱氏关心中医，约始于80年代之初。
1980年8月，钱氏在一封信中说：“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大约二十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到，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我很同意把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区别开，前者用目前西医、中医各自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显然这还只是中西结合的“技术性结合”方面，以此来标注“中西结合”是片面的——何加)；后者才是医学的大提高、大发展。”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明白以下两点：
（一)从事系统工程学研究的钱学森氏已经初步接触到中西医学两大体系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分歧。他已经明确提到“分析”“分解”的“坏处”及“西医的毛病”，明确提到“系统观”是中医的观点。遗憾的是钱氏未能由此发现中医学的内在科学性和方法论方面的先进性。
（二)“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早在50年代初即已提出，而“中西结合”方针是作为“中医现代化”几乎是唯一的途径提出并实行。钱氏提出“把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区别开”。这里，他把“中西结合”解释为“用目前西医、中医各自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亦即“技术性”结合，而把“中医现代化”解释为“才是医学的大提高、大发展”。他一笔勾销了（也许是出于不了解)“中西医结合”本身包含的“中西医学理论体系相结合以创造中国新医药学”的固有内涵，一笔抹煞了“中国新医药学”理论
难产的严峻历史事实。但它却向人们显示出中医现代化与中西结合二者的阶段性、连贯性和一致性。显而易见，钱氏把“中西结合”没有完成的“理论融合”亦即中医理论西化的任务转托给了“中医现代化”。
这封信反映出钱氏对于“中西结合”30年的历史事实缺乏必要了解。这直接导致了他在中医发展战略上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使他虽然触及了“西医的毛病”，却未能摆脱“西医化”的束缚；使他虽然触及了“分析时代”的“坏处”，却未能摆脱“分解”方法的羁绊。
1982年5月17日钱氏在另一封信里提出“中医医道用现代语言阐述”的主张。
钱氏又曾在《东方气功》杂志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怎样看待今后医学科学的发展，……几千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是我们的珍宝。但过去乃至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与现代科学对不上号。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例如……系统科学是西方科学的前沿，它和中医的理论非常相似。”“西方医学的最新发展，……免疫学，……血液流变学，……时间生物学，……新兴的心理生理学、正分子医学，这些现代科学的前沿，恰恰跟中医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合拍的。如果把西方的科学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
何按：钱氏显然从西方科医学的东方回归中察知西方科医学的“前沿”与中医学“对号”“合拍”的奇异现象，然而他却未能从中悟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进而提出振兴抢救中医的口号，反而去附和“中西结合”的主张。
钱氏在上列信、文中提出的医学观，后来在其《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发言)和《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战略设想》中作了全面的进一步的阐发，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作了深入论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钱氏设想的要点是：
（一)中医理论不科学
钱谓：“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因此当好中医也还不是一门科学。”“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二)用所谓“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总结阐述中医理论”
钱谓：“我在以前曾提议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用现代语言整理和阐述出来，使它的内容能被今天的学者们所理解，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但当时我对用什么样的现代语言讲得不够清楚，只提到系统学、物理学、生理学的概念和名词。……我认为：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用本文所提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一个核心，八个基础，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
“我们在这里是说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总结阐述中医理论，而不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中医理论的总结阐述工作。这是因为中医理论本身就是哲学，我们是用正确的哲学去鉴别一种‘自然哲学’ ……。
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事吧？更何况这步工作将导致中医现代化，而中医现代化，……是医学科学的革命，而医学科学的革命很可能不限于医学，是科学革命。这个前景不是更诱人的吗？”
何按：钱氏设想不但要“诱”使中医理论脱离原有的轨道，而且要诱使她脱离医学范畴。
这里我们还需要辨别一下，钱氏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真”马克思主义。
钱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时刻注视着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用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加法’。 ……恩格斯自己在1873年就说要总结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以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可惜他生前没有能把这个设想全部完成，使《自然辩证法》成书出版。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科学大致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大大发展了。我认为已分为六大部门。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外还有：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从六大部门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各有一架桥梁。前面已经说明两架桥梁：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还有四架桥梁：数学科学的桥梁是数学哲学和数学学，系统科学的桥梁是系统论。思维科学的桥梁是认识论，人体科学的桥梁是人天观。
“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天观，即人跟宇宙联系起来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理论把中医累积的经验以现代语言整理成唯象的理论，这是第一步。”
这里钱氏已将“人天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提出，但据笔者肤浅的哲学阅历，已足以认定这是无中生有。
果然，钱氏接着便挑明“系统论、人天观”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是他自己所作的“一个新的补充”：
“要注意现在已有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观点，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是人与宇宙形成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
何按：笔者对哲学涉足不深，对于“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等能否超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外”不敢定论，且留待哲学行家裁定。但笔者却要毫不含糊地指出：钱氏口口声声要“直接”用来总结阐述中医理论的那个“马克思主义”是假的，是钱氏或他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补充”和“发展”！其能否成立尚有待哲学界认定。笔者不禁要问：作医学或自然科学乃至哲学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有何必要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呢？
战略目标、途径和方法
目标——建立唯象中医学。钱谓：“要科学地描述一件事情，第一步只能是唯象的，即把观察到和实践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地总结出规律。至于为什么有这个规律，以后逐步研究，中医也要走这一步，现在的中医理论虽然在经典医著里有了大量总结，但多不是现代科学语言，学起来很困难，这也是影响中医发展的一个原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把中医积累的经验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唯象中医学。”
途径——钱谓：“发展中医只有一条道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辨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呢？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讲其当然，现在还讲不出其所以然。”
方法——钱谓：“……对有经验的中医的临床经验要认真总结。现在已有办法了，有电子计算机，叫专家系统，即把有实践经验的老中医的经验记录在电子计算机里，结果这个电子计算机跟有经验的中医一样，能够开处方。”
另外，钱氏还曾这样提到“中医的未来化”和“最后的目标”：
“有了第一步，就可以考虑第二步，即更深入的一步：把中医（包括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都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
“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科学革命，即改造现代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我们最后的理论，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
何按：所谓的“中医未来化”“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理论”等等，纯属中医的“泛科化”“非医化”。至此，钱氏设想已坠入云雾之中。
策略方针
钱氏对四种人逐一进行了分析：
“一种人认为是中医自成体系，它是独立的，完全是科学的。这些人说中医的理论是宝贝，我也承认是宝贝，但是他们还加了一条，即这个宝贝是动不得的。
“他们说中医的典籍叫国学，是我们祖宗传下来，因此不需要什么现代科学，就把这些典籍加以研究，真正懂得如何对这些典籍加以推理演绎，就加以对关于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过去和未来，都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经验，科学这么发达，有那么多仪器，你不能说古人研究的就一点不能动。
“还有一种人，是搞中西结合的，……从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的西医有局限性，只强调还原论，没有系统论，没有整体的观念。现在外国许多搞医学研究的人，也觉得他们那条经典的道路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些人倒对中医非常感兴趣，想要学中医。
“第三种人觉得中医问题不好办，就想出一个招来，用科学仪器去测。……完全用科学仪器，搞不清要测什么，没有一个目的，结果花了很大的劲，用了高级仪器测出一大堆数据来，没法消化。
“还有一种人，我把他们叫做场论者，反正中医说不清楚，就制造一个场，什么人体场、气场等。这些人制造这个场有什么根据？可能是凭想象，认为应该有这么个场。这样虚无缥缈地制造场的理论，用于解释人体，也不是一个道路，因为最后还是说不清，……希望他们观点转过来，不要用‘场’的未知去解释人体的未知，这是无济于事的。”
何按：钱氏所批的四种人，一是专（纯)于中医的，二是搞中西结合的，三是仪器派，四是场论者。前两种是医学界的，后两种不全是医学界的。诚然，他们都是有缺点的，钱氏批评有些还是中肯的。然而，这四种人难道没有一种是可以依靠的吗？那么，钱氏的中医现代化，要依靠谁呢？既然是“中医”现代化，后三种人确实难以依靠。如果中医能用西医解释，或用仪器证实，或用场论取代，那就不成其为中医。但是，难道可以依靠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和钱氏所批第一种人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医是不成体系的，它是依赖于电脑、仪器等等才能“指导实践”的，完全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中医的理论是可以任人拿非医学理论随心所欲加以篡改的，不需要以医学临床为源泉并作为唯一检验标准的——吗？或者换个简单的说法，对于中医乃至一般医学一窍不通者可以依靠？
综上所述，钱氏中医现代化设想虽然表面上非难“中西结合”，但其与王、黄主张并无二致，均以“中医不科学”为前提，同属中医科学化范畴。区别在于，钱氏反对局限于以西医理论套解中医，而力主中医科技（电脑)化、泛科化、非医化；欲以“唯象中医学”取代传统中医学，以非医学的现代系统论改建中医理论。其战略目标已不同于中西结合基础上的“新医药学”，而是要把中医学变成指导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各科的“尖端科学”（至于指导医学实践就不足挂齿了)。
总前所述，王、黄、钱所倡“中医现代化”的理论核心是从中医西医化研究过渡（扩展)到“多学科研究”，由毛泽东提出的“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医”改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含西医理论医学——它还远远谈不上改造和武装现代西医临床医学而取得临床实证)研究中医”；其标志由西医解剖等的强相比附进到使用电脑以及声光电热磁核等的分解合成；或不采用现代仪器而径直采用现代“三论”、钱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套改中医传统理论。其战略目标有二：一是搞出一个与传统中医理论和方法完全不同的“现代中医学”新体系；二是变成用现代西方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中医学”。二者使用同一口号，其实质即一个：否定中医传统特色，代之以全盘西化，乃至钱氏独倡的“泛科化”“非医化”——
中医学术本是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以及未来人类去病延年、养生保健的智慧结晶和生存凭靠。钱氏等的“中医现代化设想”和他的先行者毛泽东等的“中西医结合”论同出一辙，是要将玲珑剔透的中医学术视为“古董珍玩”，拨弄于股掌之中，进而把它衍变成“不治病”、“治不了病”的人间稀（怪)物，把它变成其晚年借以君临科技（学术)王国、驾驭中外百科的“怀中贵妃”“胯下坐骥”和“万能战车”。
中医独立论
在数十年中受到严重压抑的“纯中医论”者，受到国际上“中医药热”的鼓舞，并为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东方回归”所激励，加上中共11届3中全会所提供的战略大转折的适宜政治社会条件，遂以其精明干练、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和巨大能量出现于八十年代中医论坛之上。
首先是袁博渊冲决种种束缚，写出与“中医现代化”口号商榷的雄文，象一声春雷，打破了中医界一言堂的沉闷空气。
继有洪梦浒氏率先在《中医药信息报》上向钱学森发难，在维护中医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上亮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尤有傅景华氏顶着“中医现代化”的滚滚山洪，溯流而上，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哲学的高度，在1987年一年中连发下列四篇大论：《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中医哲学》（由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采写)、《必须改变中医学术的从属地位》、《关于中医学术的特色与优势、现状与问题》、《关于中医学的理论易辙与信念危机》，追根溯源，从根本上对所谓的“中医科学化”进行了总清算，对否定中医学术、破坏中医发展的形形色色的论调举行了一次大反攻。
又有何足道氏撰成《就中医现代化战略问题致钱学森教授的一封信》，对钱氏所及一系列关系中医存亡与发展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1987年3月12日何氏在全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第2届年会上作了长达65分钟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震动与共鸣；该稿复于1987年10月“全国第2届青年中医学术研讨会”（北京)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论文之一。
综合近期关于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献的基本精神，除了沿着“中西结合”的老路继续滑行转而大倡“中医现代化”者外，最著影响的便是与“中西结合论”彻底决裂、力争中医独立、中西医平等者。其较之恽氏“改进论”大进了一步，较之任氏“自主说”亦更为彻底。我们姑且按流行说法称之为“中医独立论”。此论的理论核心，在于把东方文化及其复合体中医学（洪梦浒谓之“东方自然科学仅存的‘活标本’” )实实在在视为一个从理论到临床均属科学的独立学术体系，力主恢复其传统特色并全面继承发展。此论的战略目标是“永久保持人类科学中‘中医学’这支东方奇葩”。此论既出，“振兴（抢救)中医”的运动总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
中医独立论立足历史和现实，公然揭示东西方文化和中西医学术之间的根本区别即不相容性，强调中医学术的独立存在与发展。它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与以西医学和西方科技理论为科学标准的中医科学化、中西结合论及中医现代化针锋相对，水火难容。独立论承认中医学的复合性（即整体性)，但坚决反对“现代化”论者偷梁换柱，将中医学自身固有的东方文化的门类（其间没有明显分界线)偷换成与之毫不相干或互不相容的、以人为分割为特征的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科系，进而对以整体观著称的中医学术体系进行肢解。独立论强调“人”（包括医生和病人及相关人员)在医学发展中的至高无上的伟大作用，反对“机械论”以及对于试验牲畜（鼠
兔)、检测仪器的顶礼膜拜。
独立论不折不扣地坚持中医学的传统基本精神，把“追求生命本身的觉醒，对生命本身那种最内在、最自在的发现”（傅景华语)作为最高目标。它决不超乎自然，忘乎所以，去奢谈什么“改造生命”“提高生命”“发展生命”，奢求给人类提供“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奢望人为地研制出新的“长生不老（死)术（药)” 。
独立论主张面对现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反对一切空谈和妄想。
独立论者面临的现实是十分严酷的。但他们以继承传统、改变现状、开拓未来为己任，坚持不懈地为中医学之振兴、发展及其走向世界贡献灵感、智慧、力量乃至生命。
在笔者看来，以上各种学派理论中，唯有“中医独立论”立足的根基最实在、最牢固，担负的任务最繁重、最紧迫，肩负的使命最光荣、最崇高，因而其前程最远大、生命力最顽强。
有人指责“中医独立论”说：“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医界要求‘独立’发展，维护中医传统，不愿与现代文化背景相结合，甚至抵制与现代文化背景相结合的思想仍有相当的影响。尽管持此观点的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起着相反的效果，因为这只能导致中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不能不令人深省。”
何按：中医独立论者不能同意上述指责。
第一，中医学并非天外之物，她并没有游离于“现代文化背景”之外，而是与西医和其他国家传统医学“相反互补”于现代世界文化之中。既无分离，便谈不上所谓“与现代文化背景相结合”的问题。悍然把中医学排斥在“现代文化背景”之外，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极端蛮横的武断。
第二，中医学的源头活水历来在医学临床实践之中，从来不在西医那里，更不在西方科学仪器和实验室中，亦即根本不在将中医学排斥在外的所谓“现代文化背景”之中，这是起码的常识。一个真正的中医师远非离了西医西药不能看病，远非离了仪器检诊、离了专家电脑不能混饭吃。
这还算不得“深省”，仅仅是我们稍稍思考了一下的结果。
可见所谓不“结合”便“只能导致中医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论调，完全是缺乏思考、淆乱视听的危言耸听。
关于中医独立论的主要观点，本书将在各章节全面深入地展开。
三、“复古”“崇洋”新论
打从有“古”可“复”、有“洋”可“崇”之后，也许“复古”“崇洋”者便由然而生；而批判“复古”“崇洋”者也随之产生。论其历史，少说也有上百年了，然尤以近年为甚。论其领域，文史医哲、工商兵学，各界都有，然尤以中医为甚。凡坚持中医特色、维护中医传统者，总要时时背着“复古”的骂名。
本论之“新”，在人批“复古”批“崇洋”，我倡“复古”倡“崇洋”。但因各界情况各别，本论限指中医。
别的界别尔等不敢妄言，单就医学界来说，从前面我们对近现代中西医学论争史的评述中，不难看出，持汇通论、科学化、结合论、现代化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多倾向于“崇洋”而反对“复古”；持反（难)汇通论、改进论、自主论、独立论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多倾向于“复古”而反对盲目“崇洋”。而“独立论”者又多同时表现出既“复古”又“崇洋”的双重品格。在今日改革、开放之时，“崇洋”乃至“盲目崇洋”者往往
当道，而改进论、自主论、独立论的复中医之古，迭遭非议。
总之，在知识阶层中，非复古即崇洋，非崇洋即复古，或既复古又崇洋，鲜有能全然与此二者隔绝者。
依余陋见，凡“复古”“崇洋”并无不可，然须慎重。首先须弄清，“古”之是否当复，“洋”之是否该“崇”。凡有用、正确、科学之“古”，自然当复；凡高于我、先于我、优于我之“洋”，自然该“崇。”凡当复之古，只管去复；当崇之洋，只管去崇。有古可复，是民族之骄傲；有该崇之洋必崇，是学者之谦逊大度。是故大可不必缩手缩脚、畏首畏尾。二者兼而有之，提而倡之，必带来学术繁荣，事业兴旺、国家昌盛、人民福气。
因此，“复古”者不必反对崇洋，“崇洋”者不必反对复古，各有各的目标，各走各的道路。又崇洋者不必干扰复古，复古者不必干扰崇洋。我们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把握自身能力，抓住有利时机，或“崇洋”或“复古”，又“崇洋”又“复古”，均无不可。如此方能有所作为。
凡批判复古、崇洋者，并无不可，然亦须慎重。首先亦须弄清，确认复古崇洋者是否当批。无疑，我们不能一见复古崇洋就批，只应当批判其中之“盲目”者，即瞎复一气、瞎崇一气、不探深浅、不问良莠、不顾利害者。以往动辄大搞“群众运动”，批崇洋批复古，瞎批一通，蠢批一通，结果捆住了知识阶层的手脚，窒息了科学空气，弄得有志者无法施展才能，国家一穷二白面貌难得改观。
中医之古当复，一学便知；西医之洋亦该崇，同样一学便知。学西医崇西医之洋，顺理成章，却来反对复中医之古，其理安在？既不学西医更不学中医，便谓西医比中医高明，便谓中医之古不当复，反对复中医之古，其理又安在？
有人恐吓说：如果坚持中医有效诊疗手段，坚持中医传统特色而拒绝“西医化”“科技化”“仪器化”，就会“从尚古到复古，再从复古到徇古，最终走向自然消亡的历史坟墓。”
这条路究竟走不走得？我考虑再三，认定是可以走的。理由如次：
人生下来总得学习前人，从说话、走步开始。这就是“学古”；一旦学到好东西就会赞不绝口，必然“尚古”；将学到的古之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招招式式，有意无意在“复古”；复到一定程度，多少也给后人增加一点新的可学、可尚、可复之古，然后心安理得地与世长辞——“徇古”，悠悠然“走向自然消亡的历史坟墓”。值得！
反之，既不学古、也不尚古、亦不复古，更不徇古者，其“最终”是否不会“走向自然消亡的历史坟墓”呢？不言自明。
崇洋者亦然，只是“媚外”大可不必。
西德满晰博说：“尊重和应用中医学方法来证实和应用这门科学中成熟的合理的资料，这不是复古，而是基本逻辑的必然需要。”
满的基本观点无疑是对的，但他将“复古”排除在“基本逻辑”之外，对“复古”讳莫如深，避之犹恐不及，这却大可不必。既然古之当复，为何不能复呢？所以应当把“复古”放回“基本逻辑”之中。
任人家去说吧，走自己的路！
四、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傅杰青撰《回顾、探索与启示——苏联科学家为什么没有获得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深刻而发人深省的“苏联教训”。傅氏写道：
“苏联科学家未能在这样长（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93年长达66年中——何加)的时期里在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据一席之地，根本原因在于从30年代到60年代初指导生命科学发展的方针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苏联的领导人不够重视科学真理必须接受实践检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家的自由探讨的真理。悲剧在于斯大林认识并且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但是又在实际的指导中违反了这一方针。例如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谁都承认，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有理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
“但是实际上指导的方针却是，仅仅根据自然科学学派所产生的社会制度就判断它是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仅仅根据科学家或别的什么人所判断的哲学倾向来决定对一个自然科学学派的支持或者批判，甚至于断定一个基础科学的学说可以通过人为的推行而改造多门类的综合性科学的面貌。在这个基础上动辄使用政治和哲学批判的手段、行政和组织的措施实行‘一刀切’式的科学和教育方向上的大转折。
这样的方针及其实施的结果必然严重地抑制了真正的科学活动，而使那些不科学的东西反而得势于一时。……加之他们对这个方针上的失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检讨，所以不可能认识得很深刻，何况这个失误的后果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笔者在回顾中国中西医学论争史特别是第三、四次提起时联系傅氏的这段话，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意念：那“苏联”二字的背后总紧随着“中国”的影子。
是否幻觉？抑或是何某一人的“独到见解”？
本章小结
本章论列了明清以降在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上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理论（学说)的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其纲要可简单图示如后。
图中：
上下两线，分别在学术思想上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上下两两相对，则存在矛盾对抗、互不相容的关系。
按上线理论指导的结果，中医药学术日趋西化，中医药事业日渐萎缩。
按下线理论学说指导，中医药学术大体保存原貌并获得振兴，中医事业将获得发展。
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上线理论总体上处于领（主)导地位，下线理论暂居劣势。因而中医学术与事业呈现萎缩状态。
另从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身分来看，上线杂而乱，大多数学识渊博，尤其西方科学知识较富，但中医专业根底强弱不一或几无；权（名)位偏高或极高。下线纯而一，学识精专，中医专业根底比较扎实，权（名)位偏低。
历史在继续发展，斗争仍未止息，但目前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濒临失传的中医药学术来说，也许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战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时机，我们就将受到自然界新陈代谢规律的严厉惩罚，中医药事业将遭到人祸天灾空前绝后的浩劫。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子孙后代、愧对世界人民。我们将不是因为我们的对手有什么科学的或理论的强大力量，而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能或一时糊涂铸成千古遗恨，悔之莫及！
中西医学论争史略图示（见改版图文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