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振钟
在古代政治话语中，仕进正途与技艺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个矛盾从医学被正统的历史撰写者列入“方”类就已存在，通常经过品题或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文人，是看不起方技之流的，
帝国最后时期的一份宫廷医药档案中，前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与太医院众医官的名字同时记录其中。其薛福辰是以地方官员身份，特召进入太医院的推荐人的理由是他精通医学。
清光绪六年，西宫皇太后叶赫拉那氏身患疾病，而且病得不轻，太医已有的医师，看来有点束手无策，所以下了旨意，命令大臣举荐可靠的医学之士进宫会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暨湖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同保荐了薛福辰。与薛福辰同时受保荐的还有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他是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属官。这两位江南学问之士，当然不能推辞新的命，即时入宫，担任叶赫拉那氏的专门医师。他们此去虽说身负医学重任，却也不知与晚清帝国政治局面关系极大。叶赫拉那氏从同治以来即掌控政权，然而名分和地位毕竟在另一位健在的孝贞皇太后钮祜禄氏之下，如果她这时候病重不治，死在钮祜禄氏前面，那么政治变局几乎不可避免，很难帝国前景是什么样子，以后晚清史上那些内政外交大事，也许都不会出现了。
当日，叶赫拉那氏所患何病，以至于太医院的医学高手都不能有效施治？根据大学、军机大臣、皇帝的老师翁同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披露，这位四十五岁的皇太后的病是骨蒸。中医认为的骨蒸那时是一种病理复杂的疾病，其表现为，
发热似自骨髓蒸蒸而出。中医典籍《外台秘要》卷十三说：“骨髓中热，称为骨蒸。”《诸病源候论·
虚劳骨蒸候》分析：“蒸病有五。一曰骨蒸，其根在肾，且起体凉，日晚即热，烦躁，寝不能安，食无味，小便赤黄，忽忽烦乱，细喘无力，腰疼，两足逆冷，手心热，蒸盛过伤，内则变为疳，食人五藏。”并常见有
盗汗、
遗精、
梦交，或月经失调等症。由阴虚内热所致，治宜养阴清热，用
秦艽鳖甲散、柴前梅连散等方。后代医学把骨蒸叫做痨瘵。《病广要·骨蒸》说：“蒸即后世所称痨瘵是也。”正在盛年的西太后，患此慢性疾病，已有很长时间了。她的身体损耗显然很大，这对她处理纷纭的政治事务极为不利，何况新立的皇帝才九岁，国家经过太平天国之乱以及西方列强的打击，中兴大业似还遥遥无期，即便她是个强劲的政治家，也是任重道远。既然太医院医师们没有能力恢复她的健康，让叶赫拉那氏有一个好身体，那么“诏各省保举医”，正是当务之急，而地方要员也一定意识到把“保举名医”当着政治大事来完成。李鸿章和曾国荃都是帝国重臣，深受西太后信任，所以比起其他地方的督抚，表现得更加积极认真。
叶赫拉那氏骨蒸之疾，是由薛福辰加以确诊的。薛福辰以候补道身份，进入宫廷叶赫拉那氏治此复杂的病症，亦非然。薛福辰出身江南无锡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做到浔州知府，与已逝的曾国藩关系密切。作为家中长子，薛福辰与他几个弟弟都留意经济，志在仕进。咸丰五年，福辰已经以举人身份到工部任职，但因为父亲病死，他归丧回乡，又逢太平天国攻占江南，他又要奉母避难，在仕途上不能即时进步，等到他重新回任工部行走后，在低级职位上居一做六七年。这样的下僚工作，实在无聊，于是薛福辰开始研习医学。他在青年时代已经熟读经史，兼及诸子百家，现在进入医学领域，自然驾轻就熟宋明以后的儒医都要求通晓中国哲学如《易经》这样的知识体系，这是医学的思想基础和技术依据，否则他的医学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怀疑，这是中国医学特有的要求，薛福辰之所以敢于研习医学，并在京城公开他的医学事业，也就是依靠这一知识体系给予他的支持。或者简单地说，薛福辰不过像明清以来所有那些由儒入医的江南文士一样，通持一种“隐于医”的人生思路，暂时用医学来替代个人的政治诉求。无论怎样，这位朝廷六品工部员外郎，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医学上面，结果如愿以偿成为名医。但真正让他名声卓著，还要等到他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以及凭借幕僚工作得的成绩，补知府，再改治河道员，再改候补道台，等一系列宦涯之后，即1880年薛福辰四十九岁，他在宦途淹滞时，恰逢掌握帝国权力的西太后病重难治，机会才来临。
李鸿章等大员的有力举荐，让薛福辰通过医学接近权力中枢，这是他政治失望时研习医学所没有预料到的。一旦进入太医院，担当起与他兼济天下的用世才能不尽相同的医学责任，薛福辰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有点忐忑不安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医治叶赫拉那氏沉疴的过程中一展身手，越过太医院的权威成为首席医师。在内廷三年时间，薛的表现，认真而倔强，充分显示出一个饱学儒医的医学性格。他不仅敢于否定太医院的医疗方案，即使同获举荐的汪守正，他亦独持己见，毫不相让。徐一士《一士类稿》中记述：
（福辰)每制一方，覃思孤往，凑集渊微，或与同值诸医官龊龇争辩，必得当乃已。一日辩声甚厉，皇太后在内闻之，问曰：“此薛福辰耶，何憨也！”而薛福辰身受这一切，却非完全的个人原因。医师薛福辰受命入宫，他的医学身份与他的对象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叶赫拉那氏不仅仅是一个疾病的身体，而是帝国权力的代表时，薛福辰的医学行为，具有很强的国家政治意味，他个人的医学能力也外化为一种强劲的政治功用。回溯中国医学历史，医学技术的合法性是由宫廷认可和建立的，最早的医学经典《
黄帝内经》中，通过假托黄帝与歧伯、雷公的医学对话，实际上就已确定了医学最大的政治目标。当君主的身体与天下的治理联系在一起时，王朝设立医学的目的，君主赋予医学的职责，便达成了医学与政治的终极关联。发生在宋帝国时期一个有趣的医学例子，证明了这个关联的指导作用。宋仁宗曾患疾病，一位宫廷医师采用针法，治好仁宗的病，结果仁宗身体上某个受到针刺的穴位，被命名为“兴龙穴”，这个有别于人体脉络固定概念的奇怪命名，显然更具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医学政治的这种关联性，在历代王朝都没有改变，宫廷医人的重要，以及他们的进退荣辱 与之相关。因此，薛福成治愈叶赫拉那氏，被视为“功在天下”，这是一个合法的政治理由，也因此，他所享受的超规格封赏，被认为完全恰当。当然，薛福成并非个案，前代王朝中不乏同样受赏的例子。从相反方面说，如果医疗中发生问题，或者竟使皇帝病情加重，甚至死亡，那么惩处则加倍可怕，因为它常常与宫廷阴谋牵连在一起，视同政治上的弑逆，必然要用杀头这类极刑才能加以平衡。比起如此不幸的遭遇，薛福成又格外显得幸运了。
1884年，光绪九年，薛福成离开太医院，到通永道履行实职，重返仕途，给他的政治希望不算小也不算大。其实他几年间累官至监司，在职衔上仅为中等，并没有达到他期许的目标。看来医学才能仍然限于虚誉，并不能真正得到政治实惠，相反倒有可能妨碍政治上的开展。他在1884年后，数年来据说治行尤异，他个人感觉也十分良好，看好和支持他的李鸿章和丁宝祯等朝廷大臣，则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皇帝举荐，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进一步重视。事情就是这样被一些枝节纠缠住了。光绪十二年，在京尹任上，薛福辰因“玉粒纳仓”未能准时到达参加仪式，被御史魏乃参劾。说他误时“玩视大典”，也不过夸大了错误，参劾的文本中还有嘲讽的语言，要求皇帝将薛福辰改官太医院，这就严重伤害了薛福辰的感情和尊严。尽管西太后看到魏的奏章，极为恼怒，斥为“大胆妄言”，下部议 ，官降三级，同时问明薛福辰迟到原因，即时将薛迁职宗人府府丞，在职级上为大三品卿，比原先的京尹在班次上要高一等，然而这些都不能解释薛福辰内心的悲伤和失意。
为什么？这就是政治话语中，仕进正途与技艺之间的矛盾在暗中起作用了。这个矛盾从医学被正统的历史撰写者列入“方技”类就已存在，通常经过品题或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文人，是看不起方技之流的，即使宋代以后，医学借重儒学经典而进入道统的认知范围内，出身儒学的士大夫如范仲淹也把良相与良医并举，然而政治有政治的制度和规则习俗，医学与政治有某种隐喻关系，但在政治游戏的原则下，医学仍然是边缘性，其价值评判、医学身份低于政治身份。当日，薛福辰进入宫廷，出于信任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能力并获致成功，但成功的另一面却授人以柄，以为这不过是靠技艺邀宠图进，士大夫虽然羡慕薛受到的赏赐和奖励，心里却看不起，现在他受到魏的攻击，不过代表了士大夫们的真实看法。太医院医师因治疗之功，被超常任用为朝廷大臣的事例，不必说前朝常见，本朝雍正时期就有多次。御医刘声芳曾一度从专业医官提升到户部侍郎，但于雍正九年又以“于部务茫无知识”，“居心巧诈，深负朕恩”，革职回太医院效力赎罪行走。医学之士凭借技艺进身而受困于政治，说到底是中国政治传统所使然，薛福辰越是意识到这一点，越是深感羞耻。他其实也用士大夫们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情形不同之处还在于，他自己政治上并非平庸，亦非有意靠医术希宠进身，但因擅医术而遭人误解，内心的困境可能更甚于他人。十余年前，出于失望之感而“隐于医”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错误。
1890年，薛福辰死于家乡无锡，年五十八岁。前不久，他在朝中的官职升了一级，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因为中风不能履行政务，请求退休获准，从北方回到江南家中，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去世了。《一士类稿》的作者认为薛福辰病死的原因是长期心情抑郁。
薛福辰在光绪7年5月21日，主拟一方，名保元固本膏。 其时叶赫拉那氏的身体已经大为好转，保元固本膏脾肾双补，阴阳同治，这里可以看出薛福辰的医学思路，其实并无奇特之处，仅仅中规中矩，符合《内经》所指示的标准。药方如下：
党参、
白术炒、
鹿角、
当归、
香附各一两五钱，
川芎、
附子灸、
独活、干
姜、
川椒、
杜仲、鳖甲、
荜拨、
草果仁、
白芍各一两，生芪一两五钱，用
麻油三斤，将药炸枯，去渣，再熬至滴水成珠，入飞净
黄丹一斤二两，再入后药，
肉桂、
沉香、
丁香各三钱，共研细末，候油冷，加入搅匀成，重四五两，候去火气，三日后方可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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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梁知行 于 2008/3/2 16:38 编辑 www.med126.com/ws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