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云∶“木郁达之”，古来注释者，以“达”为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条而达之。愚谓此不过随文训释，而于“达之”之意，犹有未尽然也。夫木郁者，即肝郁也。《素问》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郁症之起；必有所因，当求所因而治之，则郁自解，郁者既解，而达自在其中矣。矧木郁之症，患于妇人者居多，妇人情性偏执，而肝病变幻多端，总宜从其性，适其宜，而致中和，即为达道。彼若吐、若升，止可以言实，未可以言虚也。今人柔脆者恒多，岂可概施升吐哉？其余火、土、金、水四郁，古人之注释，虽于《经》义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实，止可以言外因，未可以言虚，未可以言内因也。盖因郁致疾，不特外感六yin，而于情志为更多。调治之法，亦当求其所因而治之，则郁自解，郁者既解，则发、夺、泄、折俱在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君于务本，本立而道生，”可师也。
按时病之后，多有发颐毒之症，然古人又有云遗毒者，愚谓当以此“遗”字为正。盖遗者，遗留也，谓余邪未尽，遗于经络，以致荣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也。颐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发于耳下为多，两颐甚少。按耳下者，少阳之部也，三阳以少阳为枢，是余邪从枢而出也。两颐者，少阴之部也，三阴以少阴为枢，是亦余邪从枢而出也。病在三阳，发于耳下，病在三阴，发于两颐，此一定之理也。张石顽云∶过用发散，引邪泛滥，而颐毒多有延及膺胁肘臂如流注者，则去颐益远，尚可谓之颐毒乎？
尝读古方，每有药味之下不注分两，而于末一味下注“各等分”者，今人误认为一样分两，余窃不能无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为配合，况药味有浓薄，药质有轻重，若分两相同，吾恐驾驭无权，难于合辙也。即如地黄饮子之熟地、菖蒲，分两可同等乎？天真丹之杜仲、牵牛，分两可同等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岂可以各等分为一样分两哉？或曰∶子言是矣。然则古人之不为注定而云各等分者，何谓耶？愚曰∶“各”者，各别也，古人云∶用药如用兵，药有各品，犹之将佐偏裨，各司厥职也。“等”者，类也，分类得宜，如节制之师，不致越伍而哗也。“分”者，大小不齐，各有名分也。惟以等字与上各字连读，其为各样分两，意自显然；今以等字与下分字连读，则有似乎一样分两耳。
千里之错，失于毫厘，类如是耳。窥先哲之不以分两明示后人者，盖欲令人活泼泼地临证权衡，毋胶柱而鼓瑟也。窃以为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质诸高明。
圣人作《易》，爻先一画，是元阳为万物资始，神变化合太和，所以《彖词》独称其大耳。读仲景《伤寒》，首论太阳，以桂枝汤为方祖，诚一法立而诸法已悉具，亦此经治而他经可不传。无论《太阳篇》内辄用桂枝，即阳明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阳柴胡症每合桂枝；至于误下腹痛，桂枝加芍药、桂枝加大黄等汤，乃属太阴矣；若夫少、厥二阴，风热痰壅，有半夏散及汤，发表温中，有当归四逆，液涸用复脉法，蛔动用乌梅丸，凡此不以桂枝命名者，而仍不离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阳经宜用，即阴经亦常兼顾及阳也。再参《金匮》，开卷论脏腑经络，次章治痉，必先列括蒌桂枝，其余各症，以桂枝法加减者，复不胜枚举，此非始终体干行健，教人以保护元阳哉？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温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试观大《易》，以阳刚喻君子，以阴柔喻小人，若使阴道长则阳道消，何以辅相裁成，跻斯人共登寿域。以方位论，五谷利在东南，以岁时论，百卉敷荣春夏，由此推之，天包乎地，气先于血，元阳实生生之本，亟宜保护，医当活泼泼地，虽不必偏热，而断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故景岳非之。
洞见本源（江淑斋跋)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医，此沦以《易》理阐明医理，而以护阳立说，并论及仲圣用桂枝诸方，皆从护阳起见，诚为确论。盖阳气一分不尽则不死，人能保护元阳，则太和之气充满于身，熙熙 ，共跻春台矣。《易》以阳喻君子，吾于杨君亦云然（缪松心识)。
以儒理通医理，故其指远，以《易》理通《伤寒》、《金匮》之理，故其辞文（年姻家眷弟叶元符拜读)。
讲《易》讲医，《三坟》一理（受业门人程清泰百拜志)。
尝谓长沙住院医师之论，谨严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气化不一，有主气，有客气；人之脏性亦不一，有阴脏，有阳脏。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时之定位也；厥阴风化为初之气，少阴热化为二之气，少阳火化为三之气，太阴湿化为四之气，阳明燥化为五之气，太阳寒化为终之气，六节之常度也。故寒必伤于冬，而温与热必在于春与夏，此其大较也。然而以五运www.med126.com/wszg/言之，则土运、金运之迁代无常，以六气言之，则司天、在泉、左间、右间之加临各别，益之以胜、复之理，太过、不及之数，于是乎春夏亦有伤寒，隆冬非无温病，所谓非其时而有其气，不可胶于节候之常。《素问》曰∶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灵枢》曰∶以一日分为四时，日出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皆是以活法言之。说者于伤寒必主冬月，于桂枝、麻黄、三阴诸辛热剂，必主冬月之伤寒，而不可用于春夏之时，拘泥时令，于变化之理，得毋有未备欤！《通天篇》曰，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及夫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脏篇》又言二十五变。昔夏英公有异禀，卧即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小吏窃食，即发疽死。而太阳之人，则饮啖生冷而不知节，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阴阳之反，何啻天渊，是故有从化之说。从者，大之气也；化者，脏之性也。阴脏者多寒，阳脏者多热，所谓阴从阳化，阳从阴化，热从寒化，寒从热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泥于温凉寒燠之常也。夫以运气主客之殊，加之以脏腑阴阳之别，其病遂千态万状，而莫可穷诘。仲圣述轩岐之蕴，广汤液之用，约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而《金匮》不在其数，其立法之妙，为治之活，于主客阴阳之变，莫不融贯，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明之耳。后之论足经，论卒病，论三纲，论六气，论伤寒即杂证之一，纷纷聚讼，返而求之仲圣之书，其活泼泼地者，固无乎不包也，故治病须用活法。
白 一症，考古方书无专条论及，间有在 疹门中发明一二，究未能尽其底蕴。今温热证中，每多发出如粞如粟，色白形尖者，谓之白 。有初病即见者，有见而即愈者，有见而危殆者，有病经日久， 疹已见，补泻已施之后，仍然发此而愈者。泛称时气所致，殊不知致病之由既异，治疗之法不同，不可不与 疹详辨而审处之也。盖伤寒传经，热病汗出不彻，邪热转属阳明，多气多血之经，或由经入府，受热蒸灼，营伤血热不散，而里实表虚，热气乘虚出于肤腠，故稀如蚊迹，稠如锦纹者为斑；紫黑为胃烂而不治也。时行风热之气，侵入肺虚血热之体，失于清透，伤及手太阴血分，乘虚出于皮肤，如沙如粟而色红琐碎者为麻。或岁当火运，复感时厉之毒，即咽痛而成丹痧及烂喉痧之类，为最剧者也。
至于白 一症，则温热暑邪病中，必兼湿为多。盖伏气之发，本从内出，然必因外感，及人身素蕴之湿，与外触之邪，互相蒸发，上甚为热。初病治法，设不用清透渗解，则肺为热伤，气从中馁，不能振邪外解，热渐陷于营分，转投清营滋化，热势稍缓，而肺气亦得借以自复，所留之湿，仍从上焦气分寻隙而出，于是发为白 。以肺主气，故多发于颐、项、肩、背、胸臆之间；白为肺之色，光润为湿之余气，至此而邪始尽泄也。甚有几经补泻之后，病仍不解，忽然发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气液内复，邪自外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虚，无气蒸达，多有延为衰脱者。故此症以元气未漓，色润晶莹，有神者为吉；枯白乏泽，空壳稀散者，为气竭而●。总以形色之枯润，卜其气液之竭与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暑湿之令为甚，秋冬则间有之，要不出乎手经受病，仍从手经发泄，不比足经之邪，可从下解也。夫肺为主气之藏，气旺则邪从外解，上泄而病愈，气衰则邪正并竭，虽发必朽白无神而难治。观《内经》暑与湿同推，仲圣痉湿 合论，益知暑热温邪症中，多夹湿邪，更无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贤正之。
烂喉痧一症，古书不载，起于近时，而并易传染。治之者，每谓太阴阳明二经风热之毒。而至烂之由，亦不可不详察也，譬之于物，以盛火逼之，只见干燥，而不知湿热郁蒸，所以致烂耳。此症凡风热者，治宜清透；湿热者，治宜清渗；痰火凝结者，治宜消降。盖邪达则痧透，痧透则烂自止矣；若过用寒凉，势必内陷，其害可胜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谓之回阳。其色或淡黄，或深黄者，此系痰火所致，皆可治之症。他如烂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 者，并有元气日虚，毒瓦斯深伏，色白如粉皮样者，皆不可治之症也。总之、因天地不正之气，感而受之，故体有虚实之不同，即症有重轻之各异耳。其余喉症、痧症，古人言之详矣，概不复赘。
夫丹痧一症，方书未有详言，余究心是症之所来，不外乎风寒温热时厉之气而已。故解表清热，各有所宜，治之得当，愈不移时，治失其宜，祸生反掌，无非宜散、宜清之两途也。其症初起，凛凛恶寒，身热不甚，并有壮热而仍兼憎寒者，斯时虽咽痛烦渴，先须解表透达为宜；即或宜兼清散，总以散字为重，所谓“火郁发之”也。苟漫用寒凉，则外益闭而内火益焰，咽痛愈剧，溃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云如此凉药，尚且火势勃然，不察未散之误，犹谓寒之未满A于是愈凉愈遏，以致内陷而毙者有之。或有云是症专宜表散者，余谓所见亦偏。前所云寒热之时，散为先务，俾汗畅而丹痧透发；已无恶寒等症，至此则外闭之风寒已解，内蕴之邪火方张，寒凉泄热，是所宜投，热一尽而病自愈矣。若仍执辛散之方，则火得风而愈炽，肿势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间有议用清凉者，乃以郁遏诽之，炎热燎原，杀人最暴，此偏于散而谤匪清者之为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祸，彼言寒之祸，此言寒之宜，要惟于先后次第之间，随机权变，斯各中其 耳。再此症愈后，每有四肢酸痛，难以屈伸之状，盖由火烁阴伤，络失所养，宜进滋阴，非同痹症，此又管窥之所及，敢以质之高明。
夫痧之与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发也，亦有出迟出速之异，以伏藏之地有远近也。第痧之一证，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汤为祖剂，芫荽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风寒外束，内毒难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汤主之。若夫轻浅之证，竟有不必延医，自用樱桃核、粗草纸、棉纱线煎汤饮之而愈者。即其发也，不过周时而透，透之后亦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也则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终未透者；或身肢虽达，而头面不透，咳声不扬，喘逆气粗，闷伏危殆者；又有一现即回，旋增喘促、狂躁、闷乱，谓之隐早者；更有痧虽外达，而 红紫滞，或目封，或 赤，谵语、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无度，种种热盛毒深之象。以向来痧疹门方治之无济，仿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于前，继以犀、羚、芩、连、丹、地、石膏、人中黄大剂清凉解毒，始得转重为轻，易危为安。或有病深药浅，而至于危变者，几同痘疮，有顺、险、逆之别。嗟嗟！同一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迩年来种痘盛行，胎毒未得尽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之；抑或近来时厉之气甚于昔日，以致症之险重者有之。要在临此证者，无执前人之治，因时制宜，因证立方，圆机活泼，勿以痘重痧轻而忽之，庶无愧为司命矣。
尝读朱肱《活人书》云∶妇人伤寒，治法与男子不同，举男子调气，女于调血以为大略，似补前人之未及，然愚谓此说未可一概论也。夫长沙张氏，医中之圣也，其着《伤寒论》，原为卒病而设，故又谓之《卒病论》。卒病者，宜舍本而治标，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妇共用，即热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汤，妇人之阴阳易，亦用烧KT 散。自有《活人书》创立妇人治法异于男子之说，后人宗之者多矣，不思仲圣之方，早合气血为一致，今试以药考之，其立法用意，自跃如也。
即如桂枝、芍药，固营而闭卫，非血药乎？麻黄、防风，虽谓之发汗，本治乳子余疾，非血药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则治肾，柴胡则调经，皆气中之血药也，当归、地黄，固不必言，即白术、人参，人皆以为气剂，而《本草》言能“利腰脐间血”，可知亦为血药也。大抵用之在阳，便为气药，用之在阴，便为血药。总之，伤寒一证，皆为营卫受病耳，何必分男先调气女先调血耶？云岐张氏，好古王氏，皆以朱氏之说为治杂病之常法，诚所谓自具慧眼，而不为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圣以论伤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诠疏气血阴阳尤妙，独开生面，斯可谓用古而不泥古者乎。今而后读《活人书》者，当知所择矣（西畴顾业师评)。
命门真火，藏于两肾之中，性门真水，藏于一心之内。人但言命门真火，而不参究性门真水何也？因真阳之火，能生真阴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为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
况保真阴之水，则真阳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阴一衰，则真阳无附，飞扬上越，变为邪火，能返涸真阴之水，岂不危哉！火性本燥烈发扬，而肾中相火偏职闭藏，水性本柔弱蛰藏，而心精三合，独主清利。则知性以位变，水火本无二气。
嘘气即有水，阳化阴也，蒸水即有气，阴化阳也；灯因膏而不灭，阳依阴也，水因火而不冰，阴依阳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补心气，益心精而不见效者，则知命门火衰、肾水不足，何也？命门之火，即心火之根，肾水之精，即心精之源。
心无水则孤火上逆，肾无火则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则肺金受克，阳焰飞扬于上焦，而生咳喘、咯血等病，下虚则上盛也。火弱水刚，则肝木失养，浊阴凝结于下焦，而生癃闭、壅肿、精寒等病，上虚则下实也。水火两平，阴阳斯无偏胜。
脾之权在肾，胃之权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属阴，生于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属阳，传导于大肠而容受无穷，总在主纳之肾，于是土以火生也。脾虚则胃滞而不食，脾实则胃运而能食，总在主出之肺，于是气机流动也。故凡治脾胃，当以调肺气，交心肾为先。
人身之痰，最能为害。势涌如潮，势衰如汐。风、寒、湿、燥，随气而生，体实、体虚，随人而致。浊则浓，清则稀。五藏六腑无盛痰之所，上下升降无时而定，又与正气不两立，殆犹天地间阴云瘴雾耳。
周身气血，无不贯通。故古人用针通其外，由外及内，以和气血；用药通其里，由内及外，以和气血，其理一而已矣。至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盖指本来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内，或在外，一通则不痛，宜十二经络藏府，各随其处而通之，若通别处，则痛处未知，而他处反为掣动矣。
补、戒急授而骤壅，伐、戒亟夺而峻利，用之不当，皆能致害。故攻热失宜，热未去而寒复作，寒热各踞于其所，反致温凉并禁，良医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焉。尝见怯弱之人，而当酷暑，每云气欲闷绝，可知中 而死者，直因气之闷绝也。夫人值摇精，恒多气促，与当暑之气闷不甚相远。《经》曰∶“热伤气”，又曰∶“壮火食气。”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于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壮者至秋而发为伏暑，怯者即中 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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