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生，凭良心
医者仁心。四个字重如泰山。
如今这个时代，太多的行业都要凭良心做事。医生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掌管的是人的生命。
流传两千年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捍卫着医生的尊严和荣耀。正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所说，心术，除了术，很重要的是心。人们对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高的期望，因为生命不能重来。
国外医疗剧重“术”，中国人更看重“心”。电视剧《心术》同样如此，让我们看到一群有个性的医生和护士。医患关系的残酷现实，使得即便是低调的讴歌，也注定招来各种非议。然而，这个敏感又沉重的主题终于能够出现在荧屏上，本身就令人欣喜。
医患关系出了大问题！只有正视这个现实，才有可能对症下药，迎来改变。(钱亦蕉)
将心比心看医生 六六谈《心术》
记者—钱亦蕉
“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你对社会的检讨是真实的，你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不是为了引爆眼球，不是为了个人目的的话，当你的心与大众的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不用担心大众能否接受，电审能否接受，电视台能否接受，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以《双面胶》和《蜗居》等影视剧掀起婚恋及买房等热门话题的讨论之后，这一次，作家六六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敏感的医患关系。
母亲的两场大病——
乳腺癌和脑瘤，让六六直面生死，两次大手术，也让六六与医院、医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或许就是她写《心术》这部小说的缘起。“所有医疗、医患方面的问题我都碰到过，包括看病难、看病贵，对医生不相信，想找名医，开刀后要不要送红包等等……为什么我想把这些自己面对过的事情写成小说、拍成电视剧呢？因为我想知道我们患者眼里的医生和真正的医生有什么区别，而医生眼里的我们又是怎样的。”
大概准备了两年，2009年开始，六六到上海的华山、曙光、五官科等几个大医院与医生交流并且体验生活，2010年8月，描写医院生态、剖析医患矛盾的小说《心术》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卫生部的重视。随后，在进一步吸取各大、小医院素材的基础上，六六又把10万字的小说变成70万字的剧本，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的拍摄，由吴秀波、海清、张嘉译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心术》于5月3日登陆东方卫视与全国观众见面。
患者眼里的医生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药卫生方面的需求也在增长，但中国的医疗资源匮乏，分配又严重不公平，使得医院和医生成了众矢之的。于是，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医疗纠纷，并且正在上升到打闹、屠医等流血犯罪事件……
一般患者去医院，看到医生开一大堆检查化验单，第一个想法就是医院骗钱；看到医生开一些不常见的昂贵药品，心里想的是这个医生是不是收了这个药厂的回扣。患者对医生已经完全没有信任感，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不太正常的心态，当然这个心态是如何冰冻三尺而来的，那又另当别论。在采访中，六六一直强调异位思考。“你去医院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要去寻求帮助的，你如果不相信别人，你如何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呢？”其实患者和医生是不应该对立的，否则治病救人就难以实现了。
但是，像医生开药拿回扣、开刀拿红包的现象确实存在。六六提到了制度问题：“医疗的公平性和制度的广普性，在这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们必然要经历阵痛。因为我们制度往后退缩了，所以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矛盾。医生诚实不诚实不能仅靠道德来约束，而是要制度来制约。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食品卫生存在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老是担心官员要贪污，那就是因为制度保障不健全啊。当这个社会不需要英雄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医患矛盾的背后，是制度不健全。据说，原《心术》小说中一些对医疗制度的批判也保留在了电视剧中。
“我们大多数人对医生产生误解是因为很少去医院，偶尔生病才去看医生”，六六说，“像我妈妈那样，长期要和医生打交道的病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医生的关系是亲如一家的。比如现在过年过节，我妈妈会说：我包点元宵、包点粽子给医生送过去。我女儿写了书了，我让她签了名，我给他们送过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亲密的。”
六六讲起母亲去曙光医生看乳腺癌(早期)时碰到的一位年轻的孔医生，所有的专家都劝她妈妈开刀，只有孔医生认为不应该切除。没想到的是，手术后，因为一个乳房没有了，造成母亲整个心理和生活的改变，她变得内向了，不愿意出门了，觉得自己是个残废了。“医学的东西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们以为就是看病治病，其实有时它会影响人的灵魂世界。”后来母亲因为面部神经痛，又去找孔医生，孔医生看了一眼，说，你去看看脑子里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结果，果然查出了脑瘤。现在母亲对这位孔医生是最信任的，所有的话只要是他说的，她就听。“因为他除了有医术以外，还有仁心”。正是这样一个个优秀的有个性的医生，让六六产生写写他们的想法。
源自真实的医疗剧
六六介绍，剧中所有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型的，俊男靓女，赶超剧中男女主角。每一个故事也都来自实际案例，包括剧中的一些X光片道具，其实就是病患的实物。“故事是等出来的，没有故事是听出来的，我跟着他们48小时大轮转——急诊、手术、查病房……我当时也穿着白大褂，但我不是医生，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病人和家属，有人死了，家人当场就晕倒了。”
霍思邈原型吴医生本人就是一个幽默风骚的人，很有张力，很有立体感，他说的话有的直接就可以用作台词。他看了样片后说：“吴秀波的风采不及我的十分之一。”当然霍思邈的情感故事并不是移植自原型，吴医生再三委托六六要告诉大家：我在生活中是很单纯的，否则太太要打我的。
说到吴医生，六六立刻滔滔不绝，因为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也太有故事了。“这个人给大家的一个表象就是比霍思邈还要十倍霍思邈，好像没有一句正经的话，让你觉得不是个‘好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却彻底感动了六六。有一次，他在病房里一针一线地缝脑壳，一般手术都是用钉子钉的，不用手工缝合，用钉子快很多，所以六六觉得挺奇怪。吴医生开玩笑说：“我没事练练手啦。艺多不压身，哪一天没钉子的时候，我还可以用这谋生，他们就都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病患是从福建山区来的，家里没有钱，钉子的钱很贵，他们付不起，吴医生用这种手工的办法，帮病人省了一半的手术费，他希望那个年轻人能够活得久一点。
“我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一部非常真实的医疗剧，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中都可以活生
生地见到的，而不是像以前有些医疗剧那样讴歌‘高大全’。”其实医生如我们平常人一样，有血有肉，有高兴有烦恼，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六六还说到医院里的一位党政干部，她的故事也很打动人。平时觉得这是一个“挺装”的老太太，她做的事都是站在医院的角度、在干部位置上的考虑，但实际上她是一个真诚的人。院里的几个年轻医生在外地游玩时出了事故，她到当地处理，看到打捞上来的遗体已经不成样子，她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们换上，还亲手帮他们化好妆，亲自送到火葬场，然后抱着他们的骨灰盒坐上回上海的飞机，一个人低声呢喃：“孩子们，回家了，回家了……”六六说，她很想以后有机会以这位阿姨为原型写一部戏。
医疗剧受人关注，医患关系更是敏感。《心术》在成书时就得到了卫生部的支持。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说：“这是建国以来写卫生医疗行业最好的一部书，希望大家不要太对号入座”，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整个卫生部和各大医院。
擅长现实题材剧的六六不认为自己刻意关注社会敏感题材，她只是有这种表达的愿望，至于这种表达能否为社会接受、观众接受，那是社会和观众的问题。“创作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关注点不在这个题材能不能写，敢不敢写，而是我有没有倾诉的欲望。我的任务，就是把我对社会的观察，对故事的体验，告诉大家。”她承认自己写不了穿越、玄幻，她喜欢写现实，因为“生活永远比
狗血电视剧更狗血”。她希望下一个故事总是新鲜的，有挑战性的，因为“挑战自我，不断创新，是每一个人的追求”。
体验生活
《新民周刊》：现在作家下基层体验生活已经不多见了，你为什么会去医院体验生活？
六六：因为这个不是穿越剧，它是一个现实题材剧，光靠编剧的想象无法撑起一个三十多集的电视剧，必须要有足够的下生活的经历。而且我有机会去接触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群，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独一无二的故事，还交了好多朋友，这个过程让我身心愉悦。
《新民周刊》：蹲点医院，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六六：我突然间觉得，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穿着职业白大褂的人，不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我能理解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每一句话，我从内心里面谢谢他们。我们整个社会要尊重他们，善待他们，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行业被贬低，那么优秀的从业人员将越来越少，顶尖的人才将不再从事这个行业。那么，谁来照管我们的生命呢？
《新民周刊》：那么医院里的医生是怎么看待你的到来的呢？他们接受你吗？
六六：我刚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看我的眼光是戒备的，他们把我放在对立面上。因为这个社会很多的人在伤医生的心，他们付出很多，医生是没有业余时间的，他们24小时随时待命，手机从来不能关，很多门诊的医生连水都很少喝，因为怕一次次去厕所，但他们身处的环境越来越险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就被病人打，甚至遭受屠医这样的事件。所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觉得你不会了解我的，医生是一个有点孤傲的职业，他内心觉得我是拯救你们的，我是给你们带来健康的人，不相信我无所谓。我还记得我与这本书的主人公霍思邈的原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我根本不相信你能写好这本书。我问为什么？他说，以前所有与医疗相关的比较好的影视剧，像《豪斯医生》、《急诊室的故事》，主创都是医学背景的，你连
氯化钠和
氯化钾都分不清的人，你怎么可以写这样的书呢？我说，让我试试看吧。后来写完了以后，给他看，他觉得写得很好。
《新民周刊》：你蹲点的医院医生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的，他们会不会刻意在你面前展示最美好的一面？
六六：不会。如果你跟一个人接触一天，那装一装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跟他在一起半年，装是很困难的。而且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很可爱的群体，他们根本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另一面，因为社会中的一些舆论已经把他们“妖魔化”了，所以他们觉得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也不怕了。而我个人觉得，那些让我感动的闪光点恰恰是他们不经意而为的。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花草草，他们的行为表现再怎么让你觉得不严肃，但他们对工作、对生命的负责已经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中。
理解尊重
《新民周刊》：书(剧)中有医生护士在手术时说黄色笑话的桥段，引起了一些争议——医院方面会觉得六六你怎么这么写医生，丑化医生，给医院抹黑；受众方面会觉得，医生就是这么轻率地对待病人的吗？这让病人难以接受。你刚才说你的故事都是有来历的，那么这个情节是否真实的呢？
六六：说实话，当手术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就像你现在采访的时候，你是最紧张的时候，那是全神贯注的，一点分心也不可能的。医生也是如此，不要说说话，连呼吸都放得很轻。但是，就好比你刚才在等我的时候，你是很放松的，采访完，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你也是放松的状态。所以，工作分两种状态，小医生在做手术准备工作的时候，主刀医生是轻松的状态；等完成以后，其他医生在做收尾工作时，他也是很轻松的。这个时候，可能会说一些笑话。张弛有道，是一种最好的工作状态。
《新民周刊》：有人说因为这个戏是你在医院体验后写的，所以太站在“医患”的医这一方说话了，你怎么看？
六六：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写医生呢？我是想我换个视角去看医生，也帮助老百姓换个角度来看医生。其实，医生和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受益的是患者。我的目的是希望观众看完这部戏之后，看到这些可爱的人之后，能够理解他们，欣赏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一些支持，让这样一群优秀的掌管我们生命的人能够有力量、有信念继续走下去。
《新民周刊》：反过来看，这部戏有没有让医生更理解患者？
六六：有。比如里面有个情节，有个医生直接告诉病人你已经癌症三期了，病人震怒，说，医生，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医生不高兴了，说，那我应该怎么讲话？作为医生，我就不能跟你说病情了吗？旁边的另一个患者就跟这个医生说，有个病人得了绝症，却存活了三年，难道与他自己不知情而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关系吗？作为医生，你除了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颗仁心啊。再比如，里面有个叫龚美人的医生，回答病人总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病人说你这什么态度，她回答说，你是来看病，还是来看态度的？一个很冷漠的医生。但后来她自己成了病人，感受到了病人的心理，到最后她改变了态度，成为一个微笑着的亲切的医生。
《新民周刊》：剧中描写到“医闹”这个人群，是不是现在不闹，医院就不给解决问题？
六六：不是不闹不解决，而是很多人都觉得闹才有机可乘。很多医闹闹得完全没有道理，医院这个地方是直接面对生死的，不可能有一家医院永远不死人的，生命也总有终结的时候。就像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的奶奶九十多岁生病了，他还特地要找关系去治疗，其实从我外人的角度看觉得她已经安享晚年了，但家属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只是觉得亲人很重要，我要留住他，不会去管医疗资源有没有过度使用，不管要付多少代价，不会去想一些理智的问题。
患者死在手术台上，家属总是特别难以接受，觉得人财两空。而且我知道，确实有些素质不太高的病人，在看病的时候就已经做好打算了，只要死了就得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从投入第一分钱开始就想好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我看病他要给我看好的，看不好，钱我要拿回来的”，我听了非常寒心，医生听到会怎么想？而且不给他治，他也闹，治不好，他也闹，这违背科学规律的。我在医院的时候，觉得医生的涵养比我好太多了，我经常有打人的冲动。
惺惺相惜
《新民周刊》：在看片会现场，我们发现有些医院院方领导并不是十分满意，另外听说卫生部也会审片，会对具体细节要求修改，你是不是压力挺大的？
六六：我觉得压力最大的不是我，作为编剧，我把剧本交给制片方，我的创作过程就结束了。剩下的，无论他们对我怎么说，怎么提意见，都不是我能解决的了。很多人会对我说，你创作的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会有很多方面需要规避，很多地方不能深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有人因此放弃了现实题材剧的写作。可是，在我个人过去的创作经历中，没有一部戏是被扼杀掉的，其实它们基本上都百分之百还原了原作。那么你就该相信一点，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你对社会的检讨是真实的，你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不是为了引爆眼球，不是为了个人目的的话，当你的心与大众的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不用担心大众能否接受，电审能否接受，电视台能否接受，这些都不是问题。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我所有的作品搬上荧屏的时候，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不知道是环境对我的保护，还是我比较幸运。我想每个人对好作品都是惺惺相惜的。
《新民周刊》：你原本是个作家，现在也加入了写电视剧的行列，很多作家现在都成了编剧，是因为编剧收入比较高吗？
六六：我说句实话，作家这个职业绝对不足以维生。我觉得作家是我的梦想，我人生前进的目标。我喜欢写作，但是我也要生活，所以编剧是实现我的理想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自己比较认可的身份是作家，编剧是我的一个谋生手段，但现在的社会，编剧的影响力明显大于作家，因为影视剧的广泛的传播性远远大于书本。我的书卖得最好的大概50多万册，但像《蜗居》这样的电视剧，它的点击量加在一起超过20亿。
《新民周刊》：电视剧给你带来了大笔财富，你已经生活无忧，为什么还坚持写作？
六六：确实，写作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疲倦，有的时候它会影响我的身体状况，影响我的情绪。而且，现在我即使不写作，也能生活得很好了。但是，我依旧选择在这条非常困难的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是因为我要对得起那么多喜欢我的、支持我的、信任我的老百姓、官员、同行，你们给我的荣耀和褒奖，让我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医患是利益共同体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专访
记者—张 静
对医生而言，这个患者也许只是成千上万的病人里的一个。但是对病人而言，你就是100%。这就是生死托付。
前有哈医大一院惨案，后曝出北京一天之内，北大人民医院、北京航天总院医生相继被砍伤事件……一时间，医患关系又一次剑拔弩张。而由作家六六小说改编的医疗剧《心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开播。
六六有句话说得好，“心术”之名意指“仁心仁术”。“一个预备成为医生的人，首先要有一颗仁心，然后才去训练他的仁术。”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是否除了制度根源，就是仁心和仁术？为此，《新民周刊》赴卫生部专访了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主任。
《心术》没有脱离现实
《新民周刊》：《心术》这部电视剧你是否已经看过了，感想如何？
邓海华：六六的小说出来以后，部机关有的司局人手一本，我家里也有。这次看电视剧样片的时候，我回去把小说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有一场戏很受触动，陕西一位农民大爷的儿子因为得了罕见的病最终未能治愈而去世，医院希望大爷能将儿子的遗体捐出来进行研究，大爷同意了。院方提出为他免去治疗期间的费用，可大爷还是把刚收的庄稼卖了钱交了医疗费。这位淳朴的农民，说的那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世上有两种人的钱不能欠，一个是先生的，一个是医生的。欠了他们的钱，世上就没有人教书和看病了。”
在剧中，大师兄刘晨曦，二师兄霍思邈，老三郑艾平，其实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医务人员，又通过增加美小护这个护士的许多剧情，把医、护生存的状态表达出来了。
《新民周刊》：六六“卧底”的医院，院长是她的朋友，而她本人又是一个有着高知名度的作家，人们比较担心她看到的并非客观现实。
邓海华：人们确实有这个担心：六六写这本书是不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得到医院的好处了？她在多个场合说不是，她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我觉得这个立场站得很对，既不是一边倒地帮患者说话，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也没有为了顾忌什么而帮医务人员说话。《心术》不是一个刻板的、主旋律式的、高大全的作品。六六的风格是很细腻的，通过第三方的眼睛，去描写她所见到的一切。超脱了医患双方本身，真正的医生什么样、患者什么样、医闹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在里面体现出来。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医生、患者，有各自的艰辛，都不容易。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了。没有浮在云端里，成为一个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作品。
剧中有医生护士在手术过程中说话开玩笑的场景，有的人认为表现得有些过，不太能接受。我曾经跟一位曾经做过医院院长的司局领导交流过，他说：“医生、护士在医院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天上好几台手术，如果全都闷着，不得病才怪。在手术台上，患者全麻状态下，有时相互之间说说话，开点玩笑，说点段子，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一看被电视剧表现出来了，有人就受不了了：“不行，我们医生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希望反映的是医生正面的高大全的形象。但如果六六写成那样子，就脱离生活了，医生们会说看着不像我们的生活，老百姓也觉得离他们很远。那样的话，这电视剧就不好看了，传播效果自然就会打折扣。
《新民周刊》：卫生部为什么对这部作品这么看重？
邓海华：我们希望让老百姓看到一个现实中的城市医院的情况，我觉得《心术》做到了。
六六来卫生部好几趟，就是探听口风，看能拍到什么程度，担心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或有所顾忌。张茅书记、尹力副部长亲自和她聊，鼓励她放开拍，给了她很大信心。我们还专门组织了协和、中日友好等医院的医生们对剧本进行讨论，给她提了很多专业意见。
我们就是要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塑造行业形象，让大家了解你、理解你，最后才会去支持你。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
《新民周刊》：六六的作品，直指当下比较尖锐的医患矛盾。各行各业里都有矛盾，为什么医疗行业总是备受指责？以前医生在患者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患者一般都很相信医生，但为什么近几年医患间的信任度却急速下降？
邓海华：医疗服务不是一个可以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调节的简单消费活动。吃顿饭，大排档、小餐馆、大饭店都可以吃得很开心，看病却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有全国人民跑协和的现象？医疗消费有趋高性，县医院告诉你得了绝症治不了，你和你的家人肯定不会放弃，生命失去不会再有，人们会不顾一切、倾家荡产地去到权威机构得到一个最终的判决，希望县医院错了。社会上为什么对医生的反响这么强烈？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是比一般行业都要高的，患者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了，容不得半点含糊和错误。
所以说，医患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被消费的关系，而是一个特殊的关系，陈竺部长也讲，医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目标都是一个：病。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两者被对立起来了。有的患者不相信医生，带着一种敌对的情绪。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对死亡特别恐惧。到医院来，一定要把病看好。躺着进来，一定要站着出去，躺着出去不行，死在医院，更不行。其次就是在医疗保障上出了问题。患者一旦在医院死亡，哪怕医生尽了全力，如果他还不是一个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保障的患者，花了很多的钱，人财两空之后，家属可能会对医生、医院激发出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医患矛盾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现在非法的、虚假的医疗广告满天飞，所有疑难杂症都能医到病除，老百姓认为报纸、电视台都说能治好，怎么到了你医院就治不好，又增加了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
为什么在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非典中，医务人员是白衣天使，和解放军一样，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因为这时候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在里面。回到平时，看病、救人，还是那点事，但是需要付费了，问题可能就来了。医生给你开药，你就想着他是不是在拿回扣、赚差价。一下子之间就对立起来了。搞到最后，正常的，也变成不正常。
医患矛盾为什么会激化
《新民周刊》：具体到近些年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卫生部门是否做过调查，患者究竟是出于对医生本人的不满意，还是对医疗机构内的管理、服务有意见？是否存在非法行医，或者假治疗、使用未经注册的医疗
器械等等问题？
邓海华：对于伤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我想强调这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是应该受到法律严惩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卫生部最近也印发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的通告，要求严厉打击扰乱医疗机构秩序和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医患关系的调查，卫生部没有做过，但中国医师协会曾经做过几次大的调查，数据比较全面，医患之间发生矛盾，导火索不太可能是有问题的医疗器械或者药品本身。发生医患矛盾的，大部分还是因为看病的过程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等问题。有一个第三方的调查比较有说服力，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2011年进行的一项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的医患冲突主要是发生在医方和患方两个群体之间，而非医生和患者个人之间，现有的制度安排产生的高药价、高检查费、高就医总费用等问题，是造成两个群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
《新民周刊》：走访医务人员的时候，我了解到现在有些医院，大学生毕业后直接上临床，缺失了从前老医生带的这么一个关键环节，这是不是也是导致医疗事故增多的一个方面？
邓海华：医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门经验科学，无论是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如果掌握的全是纯理论的东西，上临床可能照样不行，因为没有临床实践经验。
医学生毕业后，原来老协和建院之初沿用国际水准的
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必须要当5年的住院医师。所有的科室，一个一个轮转。(编者注：在老协和时期，上级医生对住院医师的要求是，查房时汇报的病案必须背熟，教授还会就病案提问。住院医师在头一天晚上必须将患者的病案研究透彻。离开办公室的住院医师仍然要住在医院，24小时听候患者召唤。)现在新医改中要求加强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虽然几个部委文还没有发出去，但上海已经启动了这项，做得比较好。医学生毕业后进入临床培养基地，待三年，把各个科室都轮完后，回到当初分配的医院，以后再通过不断的进修、再学习，成为一个很好的合格的医生。
《新民周刊》：如果患者有良好的维权途径，医患矛盾是不是不至于这么激化？
邓海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确实存在很多。医学会的鉴定，尽管已经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人认为那是兄弟之间的鉴定，只要不利于患者，患者就不相信。走司法途径，又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患者无法承受。所有才让医闹有机可乘，当然有的医院也图省事，宁可赔点钱息事宁人，导致这种事越来越多。
现在这种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叫做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全国现在正在推进，做得比较好的有海南、江苏、浙江等地。
这个机制跟医院、患者都没有关系，是委托司法局，类似人民调解员，有一个组织，一旦出了事，就递交到这里来。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医生，但它是在一个专家库内随机抽取，尽量让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满足。
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还要探索建立和推广医疗责任险，这个在国外也是很普遍采用的。
在国内，一旦在一个官司中医疗机构败诉，几十万、几百万，对大医院来说还不算伤筋动骨，但街道、社区、乡镇卫生院，就非得倾家荡产不可。医疗纠纷、医疗差错，是永远不可避免的。通过给医疗机构、医生买保险来分担医生、医院的压力，就像车险一样，不撞车，第二年保费往下降；老出事，保费就往上提。将来再出现一个医疗技术事故，大家心平气和地去解决，而不是现在这样，出了事，让医院、医生赔，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当事人，甚至出现医闹，导致医务人员的人身伤害，变成了一种个人之间的冲突。
堵住拿红包、收回扣的源头
《新民周刊》：解决医患矛盾，有人士认为医生收入太低，提出“高薪养医”，你怎么看？
邓海华：医生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有的医生说得很好，医生的价值的体现，不是看你拿多少工资，而是每当治好了一个病人，对方感谢你的时候，那种崇高的职业荣誉感。
当然，我们希望医生体面地、有尊严地来赚自己的这份工资。收入高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高付出的需要不断提高、终身学习的职业。现在挂号费涨了这么多年了，才14元。我们一直在提倡优质护理，把护士还给病人，原来都是家属干、护工干。但是护理费一天才5元、7元、9元。
过去我们曾经自豪地说，中国用不到3%的资源保障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的健康。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其中牺牲的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医务人员的较低水平的人力成本在这里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医改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要让他们的付出与得到相对称，但不是通过开大处方、开大检查来赚钱，一定是要通过提高技术诊疗费等手段，让医生拿到和他的付出相当的薪水，得到体面的、有尊严的收入。
《新民周刊》：有人说，其实有些医生实际收入不低，是因为存在“开单费”。不少医院都会给医生下达开单任务，医生必须完成指标。
邓海华：给医生下指标、派任务，或者科室的承包、提成，这都是卫生部不允许的。在当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入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原来主要是通过以药补医来弥补，除了药，器械方面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以药养医的机制，刺激了医院趋利的冲动，其实赚的是老百姓的钱，不管你是盖了大楼还是发了奖金，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新民周刊》：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邓海华：医改改什么？卫生部今年提出要逐步革除以药补医的机制。陈竺部长说，水再深、再难，我们也要趟过去。今年是要以县医院为突破口，选择全国300个县级医院，通过进行支付制度改革等综合措施，革除以药补医的制度性弊端。
上个世纪 50年代，实行以药补医的国家政策是为了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但这个制度，可能在计划经济时期起作用，在市场经济时期，却变成了一个很恶的制度。100元提成15元，1000元提成150元，如果和自身利益挂钩，医院和医生本能地就会开1000元的药。药品出厂价很低，医院指导价很高，好多矛盾就出来了。患者利益受损，企业叫苦连天，医生埋怨也多。所以这个制度一定要取消，这是造成医患对立、腐蚀医务人员很重要的根源。医生的价值不能体现在卖药、卖器械上。
取消之后，医改文件说得很清楚，医院基本建设、大型的仪器设备采购、医院的再发展，这些钱都由国家财政掏。不允许公立医院自筹经费、贷款建房、买设备，否则这笔支出必然还是要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
在其他补偿渠道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保的投入既有国家的政策规定，又有政府财政的直接支持，也是国家投入的一种形式。医院可以通过诚实劳动、优质的医疗服务，通过医保的支付得到相应的补偿。
只有把医患间的经济间的对立解决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没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下，医生会根据病情的需要，去做诊断和治疗，尽他的全力，不用考虑是开这个药，还是开那个药，要不要开CT。患者也不用考虑给我做CT是不是过度医疗。否则医患双方都过得很累。
体制改革，精神建设
《新民周刊》：除了取消以药养医，还有哪些措施可以缓解医患矛盾？
邓海华：我认为，解决医患矛盾不能单靠卫生系统，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的来说，首先是通过医改，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逐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是最根本的。
医保方面进展最快，当然可能力度还不够。新农合原来最多也就30元钱，现在已经快300元了。而且卫生部一手管医疗保障，一手管医疗服务，把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白血病、妇女两癌、
糖尿病、肾透析等大病一个一个都放进去了，在有限的医保经费基础上逐步解决导致农民因病致贫的大病保障问题。好多人说，现在有些对农民都做到了的，我们城里人还没做到。
然后就是加强基层的医疗卫生能力建设。常见病、多见病在县医院、社区医院，实在不行再转诊，大医院主攻疑难杂症、科研，形成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互动的良性机制，这样看病费用也降下来了。
现在我们的大医院在干什么？门诊人满为患，但是许多是在看
感冒这样的小病。许多国外大医院就只有是急诊和住院，很少有门诊。
还有公立医院改革，全国有17个试点城市在做体制机制的探索，全国的医院都开展了一些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比如节假日门诊、预约挂号等，这些措施更多是管理上的变化，但也涉及体制机制上的保障。
第二个，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通过各种临床的医疗技术规范、培训，来提高医疗安全的水平，尽量把事故降到最低的程度。六六的电视剧里就有一个小伙子，老出错，被“发配”到实验室去给小白鼠动手术了。
第三个方面是增强医生的沟通水平。
看病“三长一短”(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而医生问诊时间短)让老百姓很不满。 一方面医生没有时间沟通，太多的门诊，太多的病人在后面，只能匆匆忙忙简单交流几句。另一个就是医生不太会沟通。我在大学学了5年医，没有一门课是教人文关怀、交流的。儿科鼻祖张金哲院士，去年专门出了一本《接诊学》，建议医学院校要开这门课。他是老协和的，当年就有这么一门课。现在医生不了解社会民众的心态。除了接诊，包括住院、治疗，沟通太至关重要了。很多病沟通好了，病人的病也好了一半。就像坊间说的癌症三种死亡方法，其中三分之一是吓死的，这就是沟通在医患关系里的重要作用。
第四个方面，是发生纠纷以后的投诉、解决。
我们应该有良好的投诉渠道，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不要进一步发酵、发展。通过第三方调解、医疗风险的分担机制这些长效的机制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是中国现代医学的人文精神、职业精神建设。
《心术》这部电视剧就是一种很好的弘扬医学职业精神的方式。心术，除了术，很重要的是心。人们对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高的期望，生命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所以需要一方面要提高医术。医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求学生涯以后，终身继续教育。另一方面，提高职业责任感，全身心的投入。对医生而言，这个患者也许只是成千上万的病人里的一个。但是对病人而言，你就是100%。这就是生死托付。
中国古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战争年代形成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建国以来的医学创新精神，以及抗洪救灾、抗非典、抗震救灾形成的一种勇于献身的抗灾精神，共同组成了新时期的医学职业精神，需要去大力弘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来科学、准确、客观地报道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希望有更多的艺术家通过来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来反映这个行业的形象，我们也希望广大群众能够通过客观的新闻报道和优秀的文艺作品来认识、了解、理解和支持医疗卫生行业。
张嘉译吴秀波谈出演医疗剧
张嘉译vs吴秀波
医生有三重境界：治病救人，人文关怀，进入病人的灵魂。能做到前两重已经很了不起，如果大部分的医生都能做到前两重，对患者来说，就是莫大的福气。
记者—阙 政
张嘉译，擅演地下党也擅演黑老大，“书卷气”和“江湖气”并存。
吴秀波，有时是正义凛然的军人，有时是背信弃义的叛徒，亦正亦邪。
2011年，国内评选“最美50人”，他们双双中选，分获“扎实之美”与“真诚之美”。
在大型医患题材连续剧《心术》中，张嘉译是完美稳重的“大师兄”刘晨曦，吴秀波是肆意招摇的“二师兄”霍思邈。放下枪械，拿起手术刀，他们一同大步流星迈入三甲医院神经外科……
大家来“潜伏”
《心术》的主要拍摄地是位于浦东红枫路上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沪上某知名三甲医院毗邻。非但六六在写作小说前已经在该医院“潜伏”体验数月，就连剧中多位主角，也少不了实地学习。
“大师兄”张嘉译印象最深的是医生查房的过程：“去的正是神经外科，患者非常多，医生对待每一位病人的耐心和关怀，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的表情可能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但是对每一个病例，都会进行讨论，甚至争执，直到最终确定。”
相比“大师兄”的人性视角，“二师兄”吴秀波对技术层面的描述临场感十足：“我很正常很安静地看完了大手术。看到锯开颅骨，看到脑组织，看到他们从脑组织里找到肿瘤把它取出来，也看到最后缝合。当颅骨被掀开之后，周边虽然做了很多的卡子，血仍然不停地流出来，医生拿管子插进去不停地吸，就像你吸可乐的声音一样，但吸的全都是鲜血。”
对于这样的经历，吴秀波坦言：“其实就是演员这个行业里特别常见的一件事：体验生活。”但今时今日，曾经司空见惯的事情却显得奢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纪实风格的电视剧了。这个体验生活的过程是有成本的，不单单是制片方的行为成本，也涉及到经济成本和演员的时间成本。但是这个成本，下得很值得。”
然而，短短几天或数周的学习，对于演好资深职业医生而言，仍然是不够的。为此，剧组方面特别请来专职医生从旁指导。据导演杨阳说，大伙“恨不得抓住每一分钟的机会向医生提问，不懂的实在太多”。
“完美”遇见“肆意”
早在2010年小说《心术》出版之际，腰封上的广告词“据守医院数月，零距离见证现场”，就试图让读者相信，这是一部以“真实”作为主要卖点的作品。如今又是潜伏又是现场指导，貌似誓将“真实”进行到底。
然而在剧本讨论过程中，张嘉译却对六六说：“忽略掉真实，就让刘晨曦做一个完美医生吧！不要有任何缺点。”
许多演员对“高大全”的荧屏形象避之唯恐不及，巴不得多来些“心有千千结”的角色供自己发挥，张嘉译却不以为然：“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我想用他给人们带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不怕观众说他‘高大全’，生活本来就不轻松，何必再让大家难受呢？”
其实张嘉译早在2001年的电视剧《帕米尔医生》里已经演过一个感人的支边医生。据说当年剧本还未成型，看了编导拿来的素材，张嘉译就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被真人真事打动，立即拍板来演。“支边医生和《心术》里的医生，尽管医疗条件天差地别，但剧中反映出的仁爱之心，却是每个医生都必须要有的。”
有了稳重内敛的“大师兄”，自然需要再来个外向型的“二师兄”互相辉映。吴秀波对接演霍思邈这一角色感到十分快乐：“我曾经塑造的大多数角色是隐忍的，比如刘新杰，比如程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要隐藏自己生命的方向的。而霍思邈，他是阳光下的植物，肆意绽放。你在他身上看得见油滑，看不到隐忍，这是我从未感觉过的自由。”
和原著相似，电视剧中霍思邈被塑造成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嘻嘻哈哈，风流外露，时不时“眉毛一挑”、“嚣张得意”，生气起来对着病人嚷：“我叫霍思邈，欢迎投诉。我的医生编号是1082……”用吴秀波自己的话来形容：“走到哪里，他都是亮的。”
尽管性格迥异，两人还是在高明的医术和高度的责任心方面达到一致。为了表达“信、望、爱”的主题，两位主角就像田野里的
向日葵，有些形状偏圆，有些偏椭圆，却都脱不了向阳的本性。
“神性”与“人性”
按字面理解，“心术”意即“仁心仁术”。张嘉译在本意之上又补充一句：“心在前，术在后。”六六在书里写：“开刀就是打仗，开刀的目的就为了取出一个瘤子，就好像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一座城池。也许一场关键战役只打了一天，前期的准备要做一年。为接近那座城池，你要排兵布阵，你要修渠挖壕，你要有充足的粮草供给，你还要培养奸细。”张嘉译对此说法非常赞同，他演的刘晨曦“一定要打有准备之仗”。
另一边，霍思邈却会在“做手术的时候讲个段子缓解一下紧张情绪”。吴秀波体验生活时的感触之一，便是“看到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就像凳子躺在木匠台上一样”。在他看来，“每每当我们生病需要求医的时候，心里的天平已经发生倾斜。一开始你会将医生当作能拯救自己生命的神，但当他一旦不能完成预期的神职，又会对他失望，将他看成一个有可能危害你生命的元素。所以身为患者去看医生，永远会存在误读。其实医生就是人，不应该将他神化。”
他曾经也以病患的身份去看待医生：“突然发现，我的身体、我的器官对我来说意味着生命，但在那个手术台上，意味着一种工作。就像雕塑家手上的石头，工人手里的机床，战士握着的枪。手术是巨大的创作，有巨大的风险，医生把它看得太重或太轻，都会失去执行这件工作的准确性。”
这也和张嘉译的观察吻合：“最难演的还是手术室里的戏。穿上手术服戴上口罩，全身上下能露在外面的只有隔着护目镜的两只眼睛，神态方面无能为力。本来以为眼神还能发挥，结果发现真正的医生在动手术时眼睛里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都是常态。”
而对于原著中提到的“医生三重境界”，张嘉译感叹：“即使是刘晨曦这样的‘完美医生’，也只能做到前两重：治病救人、人文关怀，并努力向第三重‘进入病人的灵魂’迈进。”在他看来，能做到前两重已经很了不起，“如果大部分的医生都能做到前两重，对患者来说，就是莫大的福气。”
“医者”“患者”期待换位思考
演完医生，两位主角都更能体会这份职业的不易：“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一台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外边热，手术室里冷，几个月拍下来，剧组一半以上的人都病倒了”，“有一次吃了感冒药在房间里小睡片刻，结果助理怎么拍门都醒不过来，后来去打了点滴”……
相比体力上的辛苦，精神上的压抑、萦绕心头的阴霾更难消散。谈到近年来不时见诸报端的医患纠纷，乃至危及医生人身安全的暴力袭击，张嘉译一脸沉重：“实在太不应该了。”《心术》中，他扮演的刘晨曦既是德高望重的医生，也是一个肾衰竭孩子的父亲。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双重身份让他对医患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在很多时候，比起其他医生更能换位思考，更能为患者解决问题，也更感同身受。”
在这方面，吴秀波本人有过惨痛的经历：17岁那年，他被医生误诊为肠癌，切除了40厘米的直肠。若发生在现在，公民维权意识普遍较强，定要讨个说法。但在当年，恐怕也只能不了了之。而即使如今，遇到小问题，碍于维权成本太高、过程太过繁琐，大多数时候，也只有自认倒霉的份。
与此同时，专业医闹的存在和小部分过于冲动的病人，也将医生和医院推向两难的处境。《心术》的一位观众本身也是护士，据说她所在的医院，专为医护人员设立了一个“委屈奖”，凡是为了医院利益忍受病人辱骂，或者遭遇殴打不还手的，能拿到几百元奖金。有人认为这笔钱受之无愧，有人却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对此，张嘉译的看法是：“这个奖也可以叫作‘无奈奖’吧。在大家的观念里，普遍觉得患者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时候也的确如此；但医生、医院也有无奈的时候，不能说更同情哪方面，只希望大家彼此间能多些理解，多些换位思考。这也是《心术》这部电视剧最想传达给观众的东西。”
小医生困思录
医患关系到今天，似乎已经走进死胡同，而这样尴尬的境地，给年轻医生的培养带来莫大的阻碍。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我们老了，到哪里就医？我们的孩子，到哪里就医？
记者—黄 祺
医生是一个如此特别的职业群体——每个人都需要他们，每个人都见过他们，但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工作状态所知甚少，对他们的生活和困惑更是无从了解。正因为这样，一个名为“急诊室女超人于
莺”的微博，在网上迅速走红，不论明星百姓，都乐意成为她的粉丝。哪怕记录鸡毛蒜皮的小事，粉丝们都热情转发，这背后的隐秘动机，恐怕是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公众窥探医生心态的强烈愿望。
从业前十年的“小医生”阶段，是医生生涯中最“悲催”的过程，高劳动强度、低报酬是所有“小医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不过，除了这些，当下中国的“小医生”们，还有特殊的困惑：面对不受尊重的社会评价和充满风险的职业未来，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
超人、非人
上午11点，上海仁济医院的电梯里，两位正在这家医院做实习医生的同学巧遇。女同学手里拎着洗漱用品。
“夜班？”男同学问。
“是啊。刚洗好澡准备回去休息。昨晚太幸运了，足足睡了6个小时，没什么事。要是轮上值急诊班就惨了，别想睡了。”女同学回答。
“唉，那个悲惨的人就是我啊，昨晚就只睡了2个小时，好几个急诊。”男同学没精打采，一脸倦容。
这样的对话，并没有引起电梯里其他患者和家属的注意，他们要操心的事情很多：这个上午，能不能挂上专家号、几点钟能见到医生、疾病几时能好、要花多少钱……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医生和患者站在同一部电梯里，互相之间却不理解、不信任。”医生培养周期比别的职业长很多，工作的辛苦程度也要高很多，但大多数病人，仅仅将医生看作一部精密运行的仪器，他们不能出错，也没有理由倦怠。
上午10点，卞正乾医生强打着精神，眼皮却在打架。他是前一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的，共做了5台手术，在值了24小时的班后，“不幸”又排到当天下午有3台手术。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以上、上8台手术后，才能回家吃饭休息。“别担心，手术台上精神高度集中，绝对不会犯困的。”
从医近十年，卞正乾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作息规律，练就了“超人”一般的工作精力。即使不遇到值班，“朝九晚五”对于卞正乾也是奢侈的，一周下来，能完整地休息一天他就很满足了。
现代社会中，像医生这样对智力、知识储备和体力都有着超高要求的职业，恐怕已经不多见，一位医生玩笑说：“大概还有国家领导人。”医学生周文婷告诉记者，她就读的医学院，是
复旦大学唯一还保留有通宵自习室的校区，每天晚上通宵教室都坐满人。小医生蒋仕林离开学校已经3年，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读书期间，看书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学习过程长、劳动强度高、责任重大，付出不比别的职业少，但在青年阶段，医生的收入却要比别的职业低很多。
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当医生的学历门槛是博士，一般学习时间需要10年，“小医生”们的年龄一般在30出头，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如果在别的行业中，同样学历或同样年纪，一些人进入管理层，没当领导的至少也已经“资深”，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刚工作那几年，去参加了几次高中同学聚会，后来都不愿意去了。人家讨论买房买车，晋升仕途，我却拿着可怜的收入值夜班、读书、考试。”31岁的小医生徐文停难为情地介绍自己的“家底”：房子首付是父母帮忙的，房贷要靠老婆还，“没地位啊”。 徐文停也参加过同学聚会，别人聊电视剧、明星，他却插不上话。“小医生”看似已经进入职场，实际上生活内容跟在大学里读书时差不多，他们除了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日还要看书、进修、准备各种考试。
辛苦又清贫，“小医生”的真实生活，不太容易被“外人”接受，因此，不少“小医生”选择与同行结婚，以便互相体谅。
两个世界？
小医生们苦叹职业辛苦，他们自认为任劳任怨，努力用学识帮助患者解除痛苦。但在一些患者对医生的想象中，他们却是另一副相貌：冷漠、不负责任、只想赚钱。
在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延续多年后，医生和患者，仿fo变成两个世界的人，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也愈演愈烈。
六七年前，卞正乾曾抱着满腔热情，试图通过拍摄一部小电影，来让更多人了解小医生。那时候卞正乾刚做医生两三年，经历和目睹医生事业的种种现状后，他觉得“有话要说”。毫无影视经验的“小医生”卞正乾，带领着4名实习医生，着手拍摄。当时，医患矛盾已经是社会上热议的话题，医生形象的恶化也已经出现。因此，医生自拍医生故事《白领日志》的消息，很快成为新闻事件。
《白领日志》中，4名医科学生到医院实习，刚开始时，大家都对医生职业充满理想，立志要当一名好医生。但真正进入医院后，医学生们发现，这个职业对专业能力要求那么高，而患者对医生的尊重却那么少。实习结束，4人中只有一人留下当医生，其他人要么到医药公司，要么继续读书，要么出国。
卞正乾说，虽然现实中医学生做医生的比例，要比影片中高很多，但的确有很多人，因为职业环境而放弃医生职业。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名在中山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实习的医学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此后，他放弃了医生道路。
医患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感，经过多年的累积后，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一名在眼科实习的医学生，甚至见过有患者用录像机把就医过程拍下来，理由是万一出了事可以拿出证据。
医生倪诚有过更加“离谱”的经历。一位高龄患者病情危急，经过抢救保住了生命，再次病危时，医生准备抢救，而患者家属却坚决不愿抢救。倪诚问家属是什么原因要求放弃抢救。家属回答：你们把我母亲抢救回来，住在医院，不就是想多赚几天的钱吗？
抢救结束后，倪诚把费用清单递到家属手上，所有自费的费用只有一千多元。让倪诚痛心的是，只有拿出这样的“证据”，患者家属才会相信，医生抢救病人，是职业上最起码的要求，与赚钱无关。
医患之间重塑信任和理解，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白领日志》在网络上播出后，只在医生圈子里引起一定的关注，由于专业性上的缺陷，普通观众很难去认真观看这样的电影。更重要的是，真正要改善医患关系，依靠文艺作品的沟通恐怕杯水车薪。
优秀人才逃离医科
目前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以及层出不穷的伤医、杀医事件，给准医生和小医生们以沉重的打击。今年3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生王浩，被一名17岁的患者杀死，不久后，北京又接连发生患者刺杀医生事件。聚集年轻医务工作者的网站“
丁香园”和不少医学院校的论坛，倡议所有医学生为遇难者王浩默哀。
作为同龄人和同行，王浩遇害和其他的恶性事件，动摇着医学生和小医生们做医生的决心。一名小医生告诉记者，丈母娘在看到这些新闻后，劝他改行。
职业环境恶化影响医疗人才储备——这句话在10年前或许只是一种猜测，但现在，猜测可能正在成为现实。
医学院校生源的变化，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记者通过上海市几所重点大学医学院学生了解到，最近几年，这些学校医科录取分数变化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学生们认为，重点高校毕业后就业前景更好。看起来，职业环境尚未影响到重点院校的医学生生源，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家庭环境较好的学生，愿意读医科的越来越少。
蒋仕林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这所老牌的医学院校里，学生家庭情况大多是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家。按照他的分析，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大多因为医科学业太苦、回报太少，而不愿意报考。
教育周期长，是医学专业的特点，所有国家的医生，都要经历漫长的艰辛过程，才会获得职业上的成就。因此，一些国家医科学生，往往家境不错，才能负担他们长期的培养成本。普通家庭子女就读医科，家庭自然会对子女的经济收入有一定的期待，而一旦收入过低，同时在社会尊重上得不到补偿，很多医学生可能就会选择改行，从事回报更高的职业。
如果说重点高校生源近几年变化不大，那么，一般医学院校的生源情况，就已经显现出一些变化。记者查阅山东和安徽两省各一所“二本”医学院的录取分数记录，2009年、2010年、2011年3年中，这两所学校在本省招生的理科分数平均值，都呈下降的趋势，而理科生通常占医学院校生源的绝大部分。
近期在复旦大学医学院举行的“第三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华东分赛区)”上，记者对参加活动的几所医学院校带队老师，进行了简单的调查。提起目前医疗环境、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的影响，多位老师表示非常担心，一致预测医学院校生源素质的下滑，是必然的趋势。
同济大学医学院一位老师则表示，医院优秀医生后继无人的状况，恐怕很快就会出现。
复旦大学团委调研部，也注意到了医患关系对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影响。他们就“医患关系如何影响我校医务青年”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医学生和青年医生普遍感到，医生职业风险很大。
多名医科实习生在调查中描述，他们工作中曾见过医务人员被打，闹病房、砸诊室的情况时有发生。有实习医生表示，在目睹备受学生尊敬的资深医生被打后，他们感到工作中缺少安全感，而且对医生职业深感失望。
了解到这样的工作环境后，实习医生在选择将来从医科室时，也会将“是否危险”纳入考虑的因素。一些被调查的学生表示，更希望去风险小、纠纷少的科室。
“现在不是辛苦不辛苦的问题，是性命攸关。”周文婷读医8年，即将成为一名医生。她告诉记者，当年报考医科，是觉得医生职业崇高，穿着白大褂“很帅”。大五时第一次进医院实习，医生的工作环境，让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实习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她动了出国的念头，甚至已经着手各种考试。但最后，周文婷还是留了下来。她自己分析说，对医生职业最原始的向往，最终促使她跨入这一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不过，周文婷也知道，精神上的坚持，很容易被残酷的现实动摇。
代谁受过？
追溯医患关系紧张的源头，是医疗事故、医生收红包、过度医疗、开大处方等新闻的频繁曝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所有医生都承认，医务界的确存在这样丧失职业道德的医生，但因为这些人的丑闻就判定所有医生“唯利是图”，让他们觉得很委屈。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患者从见到医生的第一秒开始，就已经预设医生的“恶意”，因此，医生们不得不万分小心，保守谨慎。但医学是如此特殊的专业，科学对疾病的认识如此有限，很多治疗不可避免充满风险，医生的过分保守并不利于治疗。小医生们更是受这种紧张关系之苦，卞正乾回忆自己刚做医生时，老医生们会鼓励自己多尝试，而现在的老医生带小医生，提醒最多的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缺少练习的机会，医生成熟的过程也被拉长。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在医生们看来，大多数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患者的错，医生和患者都是代“人”受过。
患者对治疗效果期待太高，是引发医疗纠纷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周文婷在实习中目睹了一次纠纷产生的全过程。一位外省患者因为眼部疾病到上海著名医院求医，因为家境贫寒，患者病情拖了很久才就诊，情况已经非常危险，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失明。医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术后，患者恢复到模糊视力。但半年后，这名患者找到医院哭闹，称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眼睛，他现在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对于这样的家庭，到上海做一次手术，可能花光一家人多年的积蓄，如此大的代价，让患者对手术效果的期待，是恢复到过去的视力。周文婷说，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医疗技术是有限的，面对这样的故事，医生也很无奈。
更多的纠纷，是因为“看病难”。“患者排了一个上午的队，到医生这里可能只有几分钟时间问诊，病人自然不高兴。”周文婷认为，患者的抱怨可以理解，但医生也不是故意缩短时间。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好医生、好技术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使得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能够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事实上，患者的怒气，也许只需要医生多几分钟关切的交流，就能够化解。因为医务人员态度而引发医患纠纷的情况，在三甲以下的其他医院，就会好很多。徐文停和蒋仕林，是上海建工医院的骨科医生，在这家企业办的二甲医院，患者人数相比三甲医院要少，医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详细与患者交流。“术前谈话至少半小时，有的时候一个病人就要谈很久，把风险、预后都交代清楚。跟患者讲得越多，他们越能理解手术，也越能理解医生的工作，他们会感到医生是跟他一起努力解除病痛。”
患者很容易将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因为唯有医生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而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真正原因，患者看不见摸不着，无从责罪。这一点，医生们自己也很理解，“我生病看医生时，也觉得排队很长，医生很冷漠。”
患者怕医生不负责任、开大处方；医生怕患者无理取闹甚至动刀子——医患关系到今天，似乎已经走进死胡同，而这样尴尬的境地，给年轻医生的培养，带来莫大的阻碍。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我们老了，到哪里就医？我们的孩子，又到哪里就医？
各尽其能医疗剧
说到底，即使效果不尽如人意，能为荧屏多添一点真实的社会话题，也总比玩不尽的穿越、谍报、婆媳大战来得有意义些。
记者—阙 政
自打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发布那段著名的誓言以来，“医生”这个身份就有着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崇高。他们是人，却担负着神的职责；他们常规工作，却时刻游走于救命与害命的钢丝索；他们也有家庭，却不知要将业余时间牺牲到怎样的程度，才算问心无愧。
而“医院”这个工作场所，不仅如《心术》所言，是“信、望、爱最好的体现”，更充斥着悬疑、紧张、复杂的情节、错综的人性与感情，几乎集合了所有吸引人的戏剧元素。各国编剧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然的故事温床，有些医疗题材剧更是一拍多年，不仅成为时下热门话题，还可能对社会观念产生长久影响。
医疗剧作为一种悬疑
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各种鲜为门外汉知晓的疑难杂症、医术秘闻，一向是各类医疗剧乐此不疲的素材。直接把医生用作推理小说主人公的也不在少数，美国就有康薇尔著名的“首席女法医”系列。
而说到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医疗剧，人们的第一反应必定是有着“黑暗医界F4之首”美誉的瘸腿怪老头豪斯。这个拄着拐棍，满脸胡茬，阴阳怪气的老头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白袍医生的认知：他嗑药、招妓，对病人缺乏关爱，只对顽疾怪病兴趣浓厚，口头禅是“每个人都撒谎”，基本上被他看上的病人，不是稀世绝症，就是得了要用第一个患者名字去命名的医院“鬼见愁”。
但他偏偏又医术极其高明，能见人所不能，还有超强的责任心，不依不饶追着人家诊病，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锒铛入狱。不仅“断病”方面天赋异秉，极富推理才能，就连他的推断过程，也充满了猜测、验证、错误、推翻重来，一集之中多次逆转，从结构到气质都相当吻合悬疑推理剧的要求。
如今《豪斯医生》已播到第八个年头，算起来，编剧方面至少已经让150种怪病“走进科学”。在编剧团背后，还屹立着以专业医师队伍为核心的智囊团，为每一集案例提供科学支持。剧集之深入人心，就连最近热播的美剧《热力克利夫兰》都对此进行调侃：“你具体什么病？”“四型假
黄瘤海绵状脑病。不是我显摆，前几集《豪斯医生》里就有这个诊断呢！”而国内科普组织“科学
松鼠会”的成员，也时不时会拿剧中情节出来说事儿，有时是科普，有时是辟谣。
2008年国内医疗剧《
柳叶刀》同样试图以几桩心外科的离奇死亡事件制造悬疑迷雾，可惜剧本相对薄弱，影像风格四平八稳，少量的运动镜头和单调的人物调度难以营造必需的紧张气氛，相形见绌。
医疗剧作为一场科普
《豪斯医生》看多了，恐怕或多或少都会产生“疑病症”，像笑话里说的：一个人膝盖疼，遍查医书之后发现，除了
脚气可以排除，其他毛病都有八九成相似。
如果看的是《实习医生格蕾》，情况又不尽相同。虽然每集都有鲜血淋漓的伤口、开膛破肚的尸体、千奇百怪的病例满足着观众的窥视欲，被誉为“医院里的CSI”，但《格蕾》的写实性一直以来都受到追捧。2005年3月，《格蕾》第一季开播，以黑马姿态成为全美平均收视最高的医疗剧，每周固定收视人群超过2500万。此后八年，成绩虽然逐年略有下降，仍不失平均高点。
美国《时代周刊》曾以《格蕾》等医疗剧为例进行民意调查，发现虽然剧中情节有违背常理或医疗伦理之处，却仍然赢得了80%护理生和73%医学生的青睐。调查报告称，“电视剧集有时可充当教育角色，调查显示，1994年始播的医疗剧《急诊室的故事》，增进了公众的健康知识。就获取健康信息而言，观众很多时候更愿意在剧情中接受教育，而非直接式说教。”
医疗剧作为一次励志
《格蕾》的英文原名是“Grey’s Anatomy”，来源于英国医生亨利·格雷(Henry Gray)1848年出版的传世解剖学圣经《Gray’s Anatomy》，中文版译为《格氏解剖学》，厚达2000多页。“解剖”在《格蕾》一剧里被赋予双关意义，既是医学术语，也暗示主角们的内心剖白。
包括格蕾在内的5名实习医生，一同在西雅图仁爱医院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主角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每集都会运用“弹性叙事”的手法，引入新人物、新的故事线索。涉及的场景，除了必备的医疗空间，如手术室、病房，还有相对私人的电梯、休息室、更衣室、酒吧……在展示实习医生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之余，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刻画人物的成长历程，抒发各种情感。每季终了，主角们的状态相比开幕之时，似乎又多了几分历练，让人从中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草长莺飞，万物生长。
许多医疗剧喜欢以实习医生为主人公，除了因为他们初出茅庐，可以时不时发表一些诸如“啊这是什么？”“哇主任好厉害哟！”之类的话来推进情节发展，更是出于励志的考虑。假如各个医生都和豪斯一样天衣无缝、高高在上，对观众而言就只有受教的份，少了许多“陪伴角色成长”的代入感。新近问世的TVB剧《On call 36小时》和日剧《37岁成为医生的我：实习医生的纯情故事》都由实习医生担纲主角，只怕不是偶然。
医疗剧作为一腔性情
人神共性、生死矛盾、是非较量……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医疗剧若不在人性人情上大做文章，简直对不起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
说到人性，2003年版日剧《白色巨塔》是当之无愧的高峰。这部剧集系日本知名社会派女作家山崎丰子1963年原作小说(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第四次改编为影视作品，以尖锐的社会问题作为核心，从四度翻拍的不断修改中提炼出精髓，作为富士台45周年台庆剧推出，影响至今深远。剧中时有回响的基督教名曲《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正契合了主题：在复杂的人性里谱写神性的音符。而主角在名利与道德的两极对立中不断挣扎，终究悲剧收场，令无数观众唏嘘不已。
2006年台湾拍摄同名剧集，亦改编自原医学博士、
主治医师侯文咏的小说。该剧以台大医院为背景，聚焦医疗业黑幕，在医院不断爆发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反映人性弱点。由于剧作者本身具有十多年专业背景，电视剧拍摄手法写实，播出后反响巨大。
除了特殊环境造成的人性弱点，还有不少影视剧试图探讨医生不为人知的隐秘心事。在2010年
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死亡医生》里，医生杰克在古稀之年因协助130多名病人自杀获判入狱8年，引出“安乐死”这个至今仍未达成统一说法的医疗伦理难题。这部电影原名直译为“你不懂杰克”，而“医生通过杀人去救人”这样的选择，其所包含的美好人性，同样有待情与法的较量，有待时间去证明。
相形之下，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人情味”，显然更易被广大观众接受，在中国影视剧中，尤其不乏对英雄人物的描摹。
张嘉译在2001年的电视剧《帕米尔医生》中饰演过一位从江苏扬州医专毕业，到新疆帕米尔高原支援医疗的医生。在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治病救人，用医术和医德去换取当地人的信任和爱戴。学骑马、学柯尔克孜语、钻研业务，这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时刻，为了救人，他常要献出自己的鲜血，甚至割下自己腿上的皮移植给孩子。而这一切，都是来源于故事原型的真实经历。
即使是素来潇洒跳脱的美剧，在医疗题材中也得回归一次传统价值观：以人为本。《格蕾》第二季第十八集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脸上长满成
骨肉瘤，俗称“狮面人”，手术风险很大，但他选择了做手术。整容专家Mark为他做了手术，但不幸失败。病人死后，Mark却仍旧为他做完整容，为他圆梦……
医疗剧作为一道现实热点
随着人们对医疗领域与日俱增的关心，一些从前已经存在，却因为缺少关注而不了了之的医药黑幕、制度缺陷、医患矛盾，越来越多地见诸荧屏报端，经过各类媒体的多重传播之后，更成为全民热议的社会话题。
这些年来，不少小说作品都将视线聚焦医疗界，有轻松说笑如《外科来了个犀利哥》、《我是医生不是人》，有严肃正传如《大医院》、《医路》、《药殇》，当代知名作家也有《外科医生》(王晓方著)、《赤脚医生万泉和》(范
小青著)、《红处方》、《血玲珑》(毕淑敏著)等作品不约而同地问世。
电视剧方面，虽然《心术》以“国内首部大型医疗剧”为卖点，但事实却并不尽然——早在十多年前，国内已有医疗剧创作，近十年来，更是不乏佳作。
2005年，由电视剧《重案六组》原班人马徐庆东(导演)、娅子(编剧)、王茜(演员)等主创的医疗剧《无限生机》开播。和《心术》一样，剧组也曾在开机前数月，就由导演带领主要演员到北京120急救中心、友谊医院、朝阳医院等地现场实习。数十人跟随救护车抢救病人，观摩医院的大型急救手术和救治过程。正式拍摄时，每场抢救的戏都要让急诊专家把关，不行就推倒重拍。为此，剧组还专程在通州搭建了一座完备的医院，所有科室、设备齐全。据说，体验生活期间，王茜每天就在医院急诊室值夜班，“每次夜里来了一堆病人，值班的医生人手不够了，我就真的上。”在实习期间，她还真的为脑袋被砍伤的病人剃过头、给病人止过血、推着病人冲向救护室。
2010年，由尤勇、谢君豪主演的《医者仁心》开播。在拍摄时，这部剧同样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两层手术室全面开放，供摄制组拍摄，在国内尚属首例。由于借鉴了美剧的手法，该剧在表现急救场面时紧凑鲜明，扣人心弦。曾经做过男护士的谢君豪不惜推掉两部戏约，一圆当医生的梦想。
这两部戏从十多年来的国产医疗剧中脱颖而出、广受好评，一则归功于真实再现了中国医疗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二来也得益于人物的切实近人，没有怎么唱高调，神性固然动人，人性更加感人。如今《心术》再来，同样以“写实”和“人物塑造”为主攻方向，兼具“为医生平反”和“传播信望爱”的功能。只是以原著小说来看，在上述几个方面均有些草草，以此来看，恐怕未必能够超越《无限生机》与《医者仁心》的水准。
不过，《心术》汇集了《蜗居》的原班人马，外加知名作家六六亲自担纲编剧，前后撰写剧本超过70万字，仍不免令人期待。说到底，即使效果不尽如人意，能为荧屏多添一点真实的社会话题，也总比玩不尽的穿越、谍报、婆媳大战来得更有意义些。
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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