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白大衣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学生在临床实习。他们已经有别于穿长袍马褂的传统中医形象。
1946年，梁乃津、张公让等创办《新中医》杂志，主张中医“应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旧有的予以彻底整理，同时更要手脑并用，注重实验。”
作者:陆金国 郑洪
考察历史，个体是最为鲜活的对象。晚清和民国的百年风云，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医药最为曲折发展的时期。时代大潮中的中医生们，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探寻新的路向。
旧时中医的生活与社会形象
清末至民国，广州医业相当兴盛。广州商业一向有成行成市的特点，商家集中一处反而产生规模效应。
当时广州西关形成了两条“医生街”，一条在十三行西侧的冼基，一条在手工业较多、人口密集的龙津东洞神坊一带。医生街上中医占大多数，所以又叫“中医街”。据记载，在冼基设医馆的中医，早期有谢培初、刘赤选、罗子怡、刘则周、佘藻芬等20家。抗战期间，冼基大部分中医逃难外迁，至广州光复后，原在冼基设医馆的中医逐渐迁往抗日路(后改和平路)开业，有庄省躬、吴灼燊、李家裕等30家。在龙津东洞神坊设医馆的，早期有陈任枚、高健求、傅星垣、古绍尧、谢国藩、连可觉、谢锐源、梁湘岩、张恩海、陈
佩兰、范国金、黄冠生、刘格非、温卓亨、江梓良等。抗战后在龙津路行医的有甘伊周、陈若孔、高健伯、杜明昭、古绍尧、宋展岐、谢泽霖、陈任枚、梁瀚芬等人。
医馆集中对医生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只能凭疗效方可在竞争中立足。据记载，当时医生也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国广州日报》，曾描述了广州中医的众生相。
医生之中，有一类被称为“大轿医生”。“医生而曰大轿，殆指大乘常班轿之行时医生也。三名伕轿，喝道而驰，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后出轿，诊金有润例可查。早晚出轿，诊金加倍。此大轿医生之常例也。”这一类都是名气较大的中医，在中医街中如傅星垣、古绍尧等都属这一类，有时又叫“叮当先生”(人拉车的铃声)。
另一类被称为“黄绿医生”，这是庸医的代称。“何谓黄绿？或曰黄黄绿绿，不成正色之谓也。然欤否欤，总之所谓黄绿医生，乃指庸医而言。”“黄绿医生之坏处，是在不学无术。或因家传而未得要领，或仅一知半解，便贸然挂牌。……谚有曰：‘识症唔识药，十医九唔着；识药唔识症，十医九唔应。’其为黄绿医生之谓也欤！”
除此之外又有“柜桶医生”，“出身药店之司药，或闲居略读药性赋之流，治病皆从口给，用药乱杂无伦”，“千症万症，不外株守通方数条”，属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一类。
医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医生，颇负时誉。每晨踵门求诊者，座为之满。日上三竿，某医生犹作元龙高卧。弗许人惊寝。既起矣，浣而脸，漱而口，毕，吸烟袋，吃茶点，复与家人谈笑一顿，始出而诊脉。”
报刊评论说：“夫病人为节省费用起见，未便请医生出轿，扶病踵门求诊，已属辛苦非常。医者父母心，稍能早一点起身，人即减少一点痛苦。既已晏起，尚复迟迟不出，殊非体贴病人之心也。或谓彼将以病人满座，为增声价工具。果尔，予欲无言。”
有的医生脾气很大，“切脉之下，只用简单的告以病症，随即订方。如病者有疑问，即表示讨厌，甚或愠色厉声。尝闻有病者问某医生曰：粥可食否？某医生即厉声曰：汝以为可食，不必问医生！又有病人问某医生曰：
猪肉可食否？某医生瞋目盛气曰：你想吃猪肉吗？买只元蹄燉吓喇！买的
羊肉煲吓喇！……苟病人不悟其反比例语，真个买元蹄羊肉燉食，有不误人生命者？”
1948年，广州报刊大幅报道了龙津中路一位治咳名医曾少珊被杀的命案，凶手原来是他的妾侍梁惠宁。据载：“曾少珊自幼聪明，特具撚花妙手。他又是一个行时的医生，入息甚丰。”“他管理钱的方法，无微不至，如果病人来诊，他从不开药方，预以水壶贮配各种咳药，给病人服用，赚多一笔药费。”他喜好女色，纳妾“不论精粗美恶”，“到民国廿五年十二月间，他已能留起育女梁惠宁为第十位
金钗了。”“但是曾少珊却把金钱看得比女人更重”，对妻妾极其苛刻。结果梁惠宁伙同情夫将其杀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报刊偏好登载的，往往是负面新闻。但旧式中医确有许多不良习惯。1936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视察广东中医院时曾说：“今国医界有新旧之分……旧派大都富于经验，法术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时始起床。病家请诊，辄喜迟到，不喜清洁，随地吐痰，穿件污长衫，拿根长烟杆，高傲自得。此种行为，虽法术高明，恐亦难合于今日之潮流而生存。”
中医，需要有新的职业意识和社会形象。
新式教育培养的“新中医”
新式中医的缔造，是以新式的中医学校教育与医院执业机构为阵地的。
学校教育，不但培养学生系统的医学知识，也灌输着进步的时代精神。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有着明确的职业理想，不同于仅为谋生的庸俗医生。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学生会刊物发刊词所说：
“于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末日，互助生存的开始时代，那的科学，我们不可以去学习，而偏来学习这枯燥无味及预备去做卖技的困苦将来生活呢？习医不要紧，我们何苦来
故纸堆里习人所唾弃的中医而不习西医呢？我们自信不错！中医有中医的价值，西医有西医的价值，这是事实上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承认医学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科学……立个志愿，先习中医而容纳西医，以求中西医得有一日中和，建设完全公共的医术。”
在新式教育下，学生们对医生与病人，绝不是视为一般的商业关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毕业同学说：“我们很自信地已有了医学上底相当的修养，但是当诊病的时候，单靠着学识是不够的，必要用十二分诚恳的态度，所患病者表示极度的同情，然后审慎周详，才探得病源之所在。”
他们注意到这样的细节问题：“每见一个中医生的开业，其医馆的布置，十九都是在一个大厅内，在中间偏左或右，放一张台以为诊症之用，像煞街旁那的算命先生。不论多少病人围住他候诊，个个都是左手收回右手伸去的。医生循例问问病情，就开药方。如此情形，成个什么样子？这不能不说医生之不通人情了。我们试想一般病人的病因，是否如此简单而没有隐衷么？若果有隐衷的病人，能在第三者面前，可以公开爽直地说出来不顾名誉和害差么？我敢信十个中必有些人忌讳其病因的。”
这足可说明新一代中医们已经植入了尊重病人权利的意识。
另一方面，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青年中医们也接受了新的业务规则，尤其是医院制度的约束。中医医院建立之始，就参照着近代西方医院的模式进行管理。像广州较早的慈善医院城西方便医院，设有中医留医部，其《医生条例》规定：
“医生必须日夜常川住院间，或因事告假须声明钟点，征求医务主任同意并报告干事长同时登记考勤簿内，以备考查。在告假中应将医务交托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数离院。”
“病人到院，无早夜，即由当值医生立加诊视，随即发药，不得藉辞稽延。”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对在学校赠医处实习的学生有这样的要求：
“实习生应穿制服，佩襟章，以昭庄重而免混淆。”
“在赠医室中，容貌当端正，言论常审慎，毋吸烟，毋嬉笑，毋耳语，以重人格。”
这种“穿制服”、守纪律的中医，在形象上较诸前述开业中医之散漫，自是截然不同。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生曾雨亭所说：“我们虽然经过了五年的苦学，两载的临床，我们相信自己的功夫却不劣，但是社会上对于我们所学却不曾有深刻的认识。还以为我们仍是老朽中医时代的中医，而不知我们却已站在时代之前，做一个未来的新国医。”
中西医兼用的实践
新式中医最大的特点，还是他们对中西医学的兼收并蓄。务实的广东中医，没有在中医如何“科学化”的理论难题前困扰不前，而是大胆在临床中实践试验。
1946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梁乃津(广州中医药大学著名教授，广东名药“胃乃安”、“金fo止痛丸”为其方)创办了《新中医》杂志，其“代发刊词”指出：
“今日的中医中药，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欲来未来。十多年来尽管高呼着中医药科学化，事实上多限于书本上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过拿几味中药来研究化验，置配合作用的方剂意义于似有似无之间。很显然，这只是片面的科学化。今日的中医药必需要全面科学化，是毫无疑义的事，所以我们应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旧有的予以彻底的整理，同时更要手脑并用，注重实验。因此，今日我们从事中医药科学化工作，除了以科学新知整理旧学外，还要唤起同志，大家努力，找寻机会领略实地的技术。”
对于中西医之争，梁乃津呼吁：“中西医应立即抛弃成见，竭诚合作……病人为了中西医不合作的损失，有心人也应该顾虑到。中西医界倘使仍旧尔我相仇，一味闹个不体，不独于学术上会没有价值可言，就是由此而发生的罪过，将来的医学史家必会秉笔直书……中西医的闹争已经数十年，为害不为不深，现在够了，该马上团结起来，并肩向远大的世界医药前途迈进！”
这样的思想，在广东中医界早有实践。近代广东涌现出不少中西医兼通的大家。
广东梅县中医张公让，为“五代祖传中医”之后，他本人早年就读于
北京大学，后转入协和医学院学西医，不久因病肆业回乡，1926年又进入广州
中山大学医学院直至毕业，可谓中西兼通。他虽经正规的西医学习，但对中医也有切身的体会。1931年张公让在参加中山大学医科毕业考试期间，因肺病
吐血，几濒于危，后来回家休养。他深知当时西医对本病在药物上并无良策，人工
气胸等手术他又不愿接受，于是采用中医治疗。他父亲受
肺结核为阴虚有热观念的影响，用药一味甘寒，效果不显。张公让后来连续
泄泻二三个月，身体更为消瘦。一次张公让岳母送一羊头来，其妻用
姜酒煲汤，张公让服后次日泄泻减轻，精神变好，于是又连服数天，更觉体力增进。于是张公让认识到用药有误，遂自行处方，改用温热健脾的药物，连服一段时间，不但治愈泄泻，连一年每日咯出的粉色痰也消失了。此后经常服用
人参、
鹿茸、
黄芪、
狗肉之类温热补剂，同时注意调适精神，心身并养。1935年张公让重回广州，补考未考完的科目，同学原来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到他无不惊讶。后来张公让在医疗中，既注重西医病理，也注重中医疗效，提倡“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中医胜者用中药，西医胜者用西药，中西皆胜者兼用之，惟求其效速而已”。
另一位广东番禺人黄省三，也以兼通中西医闻名。他早年在广州南关西横街业医，诊务极旺。1924年因遭歹徒“打单”(勒索)，悄然离穗，在香港跑马地礼顿道继续执业。在香港，黄省三开始研究西医，年过不惑仍学习日文，以便直接阅日文版的西医原著。又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在实践中，他创制了一系列针对西医病名，用中药专方结合辨证论治进行治疗的方法，并注意统计疗效。他的“黄氏
麻疹有效汤方”，从1912年起即施于临床，共治愈患者l247例；治疗肾炎
水肿病的“黄氏肾脏炎肾变性有效汤方”，从1910年起施于临床，经检验证实，大部分患者在临床症状消失后，
血尿、蛋白尿、管型尿亦消失，有效病例达352例；他的“黄氏强心有效汤方”，应用于各种感染性疾病病程中出现的急性
心力衰竭和虚脱，疗效显著。
曾于1925年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的广东东莞人卢觉愚，临床上中西并用，“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他认为近代中医学校都加授西医知识是正确做法，“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
他专为“新中医”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这正是“新中医”既区别于传统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在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崎岖难行。与整个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境遇一样，时势根本没有给予思考空间，却必需尽快蜕变图存。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都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在学术上，中医如何求“新”方为适当？中西医如何才能从“兼用”达至真正的“结合”？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这个难题从20世纪留到了21世纪，恐怕还要探索更长的时间。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