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嘉在原为国子监的北京首都图书馆里,典藏了一部名为《崇陵病案》的书稿。“崇陵”指的是光绪皇帝,根据前清的习惯,臣民以陵寝之名称呼先帝,顾名思义,《崇陵病案》就是关于光绪的医疗记录。本书的主人公除了病患光绪之外,还有一编著者力钧。力钧曾在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问入宫担任御医,此书的主题就是力钧医治光绪皇帝的经历。
清朝宫闱的医疗秘辛向来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被外国视为了解中国朝政的重点情报而广加搜集。民间对于这些宫廷的隐私更是津津乐道,以小说、杂文、戏剧等方式流传,至今热潮不减。不过,后者的信息往往属捕风捉影,即使曾经参与宫中医疗的所谓目击证言,也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或认知角度的差异,同样众说纷纭,彼此间相互矛盾之处甚多,甚至连档案也无法当作凭信的最后标准。
相对于其他许多沸沸扬扬的清宫奇案,力钧的医疗故事受到的注意极少,不过,这份稿本所提供的原始证据却是最多的。《崇陵病案》其实是一本剪贴簿,内页部分有约百页大张的白报纸,上面粘贴各种文件、手稿,再经手工装订而成书。该书可以分成前言、本体与附录三个部分。前言部分共5页,包括了力钧之子力嘉禾所写的小传,民国癸未(1943)年自称“世愚侄”的李兆年、“后学”赵树屏以及民国乙酉(1945)年自称“受业”的汪逢春等人所写的序言或读后感。可见该书最后的编辑时间已在力钧身故(1925)二十年之后,然而根据力钧的同乡好友、知名文学家林纾(1852一1928)的记载,力钧生前就给他看过所录一卷的《崇陵朱书脉案》,据说力钧平常珍密不肯轻易示人。可见本体部分早已成形,其中包括了一份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治疗光绪的回忆录,以及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至九月连续两个月力钧诊治光绪时,医患双方一来一往的书面对话,篇幅共52页。
附录部分,则是一些围绕着这场宫廷医疗的相关私人记录。包括“王公大臣治愈录”,这是力钧进宫前治好十余名军机大臣、亲王贝勒等身份高贵病人的医案;在光绪三十二年治好慈禧太后病,因而得以进宫的回忆录;以及医治光绪期间力钧向他的亲友透露宫廷内幕的信稿。这些文件多非以定稿形式保存,时而可见红笔修改的字迹。
光绪三十三年的医患对谈过程无疑是本书的核心。医患双方针对病情几乎逐日交换书面意见,连续数十日,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恐怕在世界医学史上也甚为罕见。在这个意义上,《崇陵病案》绝不只是清官秘辛的谈资,更是一份研究医患关系的珍贵史料。
-----------说起来,这得要归功于光绪皇帝的特殊的习惯,如果不是他非要把自己的病情与对治疗方针的指示亲笔写下,好让医生细
细参详,这样的史料无从产生。而力钧遵旨把这些文书带回家中,整理成册,并将自己当日所开药方的草稿浮贴其上,善加保管,从而让这段医患对话的历程保存至今,自然也功不可没。这样的自述病状,光绪称之为“病原”,从字体上看来,“病原”的书法与奏折一致。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由宫中奏事处的抄手按照光绪的手书病状,以政府文书格式誊写而成,属于第一手文献。有关《崇陵病案》本体部分材料的可信度,可以由清宫医药档案整理出来的《清官医案研究》之相应部分,而得到确证。
然而,尽管本书素材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并不意味着编排手法不存在问题。如果参考《清官医案研究》的摘引,就会发现光绪曾在为龙体把脉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病原”中,痛斥力钧的医学见解,这份羞辱性的文件就没有出现在目前的书稿中。而且,此处的遗漏似乎不是偶然的遗失,很有可能是在全部的文件按序粘贴完成后,才被整页割除的。目前的“病原”中,二十六日的结尾与二十八日的开头部分均不存,但是因为光绪没有书写日期的习惯,所以如果没有注意到文字的语意断裂,便不容易察觉中间缺漏了一天多的病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粗糙的斧凿痕迹可能反而说明了力钧不善于说谎。
他如果真的有意作假,仿造书法、格式制作一篇假的“病原”贴在该处,除非详细查对其他史料,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当然,此书以忠实呈现原始史料为最大特色,同时却又在关键处掺杂一些笨拙的小诡计来遮羞,这与力钧欲借此书树立个人形象有密切关系。
不管是附录部分信稿所透露的意向,还是子侄辈后来《序言》中所写的感想,在在指向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力钧寄望读者在看过此书之后会同意:光绪皇帝在他的调治下已见起色,若能让他继续发挥,宿疾必可治愈。可惜,由于慈禧的恶意阻挠,以及嫉妒他的其他医生的百般掣肘,力钧无法滞留宫廷,结果皇帝之疾回天乏术。
无论《崇陵病案》是否达到作者的期待,该书的传世足使力钧不朽。该书除了保留了这段珍贵医患对话历程的贡献外,他还创下了几个记录:力钧曾在早年自修西医,独创了一套融合中西医的新理论,他所走的路数与医学史家所谓早期的“中西汇通派”相当不同,他独特的医学思想借着该书流传下来,日后必可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另外,约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由力钧一个人单独为皇帝诊疗,这也是清官医疗史无前例的殊荣。而这种罕见的情境,使得力钧的光绪医疗成为一个理想的特例,让我们得以观察在一般情况下所无法得知的宫中诊疗的本质。
-----------二、力钧的中西医新理论力钧(1855一1925),字轩举,号医隐,福州永福人。他是福建的名人,除了具有举人身份,曾经入京出仕,累官四品之外,还在地方上经营银币局、盐业、英日文学堂、报社等等事业,活跃一时,但是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他的医术。根据力嘉禾所写的小传,力钧和许多其他的儒医一样,曾饱尝科举落第的惨
痛经历。然而,别人大多是因为无法中举得官,为了生计而被迫从医,力钧却是因为浸yin于习医之乐过甚,荒废了准备科考。力钧对医学感兴趣的机缘,始于他11岁时逛书店,在那里,他偶然翻阅到《史记》的《扁
鹊仓公列传》,为里面的名医故事所迷,从此只要稍有闲暇,就沉浸在阅读医籍的乐趣中。除了自修之外,他也曾拜师学艺,偶尔还撰写一些医学方面的考证文章。他最早接触西方医药知识是在光绪九年,据说他在读了《西药字释》一书之后,还写过该书与《本草纲目》同异的考辨。他最早开方医病是在光绪十六年,用“
白虎汤加
大黄”医好自己女儿的疑难大病,当时群医都已经放弃治疗,而他第一次出手,就解决了群医束手无策的难题,从此医名鹊起,甚至流传到海外。光绪十七年,一位新加坡的华人富商礼聘他到南洋疗疾,富商在康复后,为了酬谢力钧,想推荐他在当地的医院行医。力钧拒绝了这个邀约,不过在马六甲地区停留了一段时间,用以考察当地的医药。由于南洋中药奇缺,所以他刻意研究西药代用之法,据说“功效大著,岛侨誉称为中西名医”。
从上述的历程来看,力钧的医学根柢在中医,所谓兼通中西,除了早年的国内自修西医医书外,与他在新加坡时西药临床试验的经验有关。他在那里发明了一套混合中西医的新理论。以今日的观点看,力钧常常误解或曲解当时西医的理论。尽管如此,根据自己实践这套理论的成功经验,他对自己的医学新论的价值与效果深信不疑。
光绪二十年,一位挚友苦劝力钧回到“正途”,追求科举功名,这次他听从了朋友的意见而远赴北京应考。这趟京师之旅并未如愿金榜题名,却把他的医疗生涯推向另外一个高峰。他在北京居留期间,医好了许多达官显要,他医术的效验随即在上层社会流传。公卿显宦争相延请诊治,门庭若市之余,力钧无法专心读书,遂以父病为名,请辞回乡。但是,北京的贵人们不愿意长久放走这位良医,数年后他们给力钧安排了一个商部主事的官职,好让他返回北京,为他们看病。力钧回京后,来问病求治的人,有军机大臣鹿传霖(1836一、徐世昌(1858一1935),宗室载振(1876~?)、庆亲王奕勖—1916)等等。力钧除了医病之外,和病人似乎也结下了相当的情谊,最后在这些亲贵好友的力荐之下,开始了御医生涯。
-----------三、力钧进宫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庆亲王邀请力钧到他的私人花园“承泽园”晤谈。席间,庆亲王忧心忡忡地告诉力钧:最近皇帝圣躬欠安,病势沉重。太医院御医诊断为体质虚损所致,因此开了许多补药,然而这些药方非但无效,反而增添了新的病症。庆亲王将皇帝的症状一一向力钧细述,问他有无医治良方。力钧坦言太医院御医误诊,认为皇帝的真正病因是宿食不消,积滞体内。庆亲王听了以后,告诉他这与皇帝的看法一致无二,他既然深受皇恩,应该尽力报效,命力钧写下书面意见,由他转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过目。
闰四月二日,慈禧与光绪将力钧的意见交付军机大臣公议,鹿传霖极力赞美力钧的医术,怂恿两宫召唤力钧。于是,两宫决定起用力钧。慈禧命庆亲王次日把力钧带来,跟工部尚书陆润庠(184l一一起医治皇帝。慈禧之所以任命陆润庠参与此事,乃是因为陆润庠先父陆懋修(1818~1886)为晚清医界“复古学派”的一代宗师。一1同时,慈禧也嘱咐庆亲王,要敦促力钧务必全力以赴。
次日的会诊在颐和园的仁寿殿举行,慈禧高坐北面正中央,光绪则侍立在她的左侧。当时慈禧也身染微恙,所以陆润庠和力钧就先为她诊脉。太后把她的双手并列平放在一个“脉枕”之上,让两人同时诊脉,陆润庠诊右手,力钧诊左手,诊毕对换。诊脉完毕之后,慈禧和两人寒暄。她先问陆润庠是否曾为人诊病,陆润庠回答曾有看病经验,但是自从服务内廷后就停止了。慈禧说:“尔家学渊源,脉理必精。”接着,她转向力钧,日早已耳闻他医治好载振的故事,说皇帝的症状跟载振类似,希望他留心诊治。
此时内侍也为光绪另外准备了宝座,好让他坐下接受诊脉。当时力钧眼中所看到的光绪才三十六岁,却早已宿疾缠身,“颜色清癯,精神疲倦”。然而,病恹恹的光绪在自述病症时却滔滔不绝,诊脉后他向两位医生备述自己“口干、胸满、夜不成寐、日不思食、腰酸腿软”
等症状,这些老毛病大多与他新近罹患的急病毫不相干。等到皇帝说够了,两位医生再度被带到慈禧的跟前,此时慈禧又“令皇上自述病因”,这次皇帝承认他长久以来深受
遗精的困扰。然后慈禧问力钧打算怎么诊治皇帝,力钧回答他预备暂且先专门处理眼前的急病,长年痼疾的部分留待日后慢慢调理。两宫对他的构想表示满意,令二人退下开方。
内侍把两人带到大殿侧边的军机处朝房,告诉他们只有在意见无法协调的情况下,才需要个别开方。两人随即在慈禧的治疗策略上取得共识,但是在光绪的病情方面却有争议。陆润庠所开的药方,仅仅是就太医院的原方略作加减而已,力钧“力执不可”,认为太医院的温补处方对龙体有害无益,坚持要另开一方。陆润庠经过些微考虑,在力钧的“疏解”处方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陆润庠处世的态度与力钧大相径庭。他不像力钧有强烈的主见,也毫不在意在瞬间转换立场。他的父亲陆懋修不但是位享誉一时的名医,更是旗帜鲜明的医学思想家,但是其父为信仰而奋斗的“家学渊源”,在陆润庠的身上丝毫看不出来。在宫廷医疗中,他永远不单独站在与他人敌对的立场,所以不管成败总有人分担责任。相对于陆润庠的圆滑,力钧总是不惜据理力争。
次日,当力钧踏人宫门,立刻受到热烈的欢迎。宫中的内侍告诉他,服用了昨日的处方药后,皇帝颇见起色,急病已然“大愈”;而太后则是“大关防通畅,今早睡极酣,为数日所未有”。内侍催促他再度觐见,接受两宫的嘉许。由于当日天气阴雨,为了褒奖陆、力二人,慈禧恩赐他们“人直准头张伞”的殊荣,并且命力钧明天再度进宫,看看已经困扰她数年的老毛病。
次日慈禧告诉力钧,她长久以来为消化不良所苦,每次吃完饭就打嗝,舌苔变厚而口渴;如果吃多了就感觉饱闷,吃少了却又会似饥非饥、暖气、吞酸,问该服用什么药才好。力钧主张最好多吃流质食物,建议每天饮用鸡汤三次。太后随即命李莲英速速去办,而且还嘱咐不得仗势压低价钱,夺取民利,否则“小民诅咒,服亦无效”。
力钧的处方再度立竿见影,次日慈禧感觉自己的宿疾霍然消失,对力钧的医术赞不绝口。她说自己平生最怕药味,为了避免吃药,往往有病也不敢说,因为每次内侍只要一听说太后身体欠安,就会马上宣召太医院派员诊治,每次总是开数十味药材,“大熬一碗极浓苦汁”,让她光闻味道就想
呕吐,入口后更是恶心老半天,肠胃也胀得满满的。而力钧则完全不同,这几天他的处方总是只有少数几味,药喝起来也舒服。而昨天更是仅凭饮用鸡汤,不用服药而病愈,真是“神妙极矣”!太后命从今起力钧每日前来诊脉一次,并“研究饮食卫生,期于身体有益”。
当力钧退至军机处朝房,向大臣报告面圣情形时,太监总管崔玉贵却突然怒冲冲闯入朝房,大刺刺地高坐桌上,盘腿嗔目呼嚷:“老fo爷听力钧言,一天不吃饭,只饮鸡汤,似此办法,则农家只须喂鸡,不必种稻,真异闻也!万一胃气弄坏,此错谁担?”面对崔玉贵的来势汹汹,大臣徐世昌挺身护道:“鸡汤补益,胜五谷多矣。外国医院嘱人多饮鸡汤、
牛乳。”这样,崔玉贵才悻悻然退去。
在力钧的眼中,崔玉贵似乎是被谠言正论所压倒才哑口无言,不过,更可能的是,让崔玉贵知难而退的只是徐世昌的官位,而不是他所举出的论据。这个故事即使是出自编造,也可以视为一种寓言。
力钧想传达的似乎是:真金不怕火炼,他基于正确学理的主张得到公论的肯定。这种想法正是《崇陵病案》的成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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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绪与力钧的医患对话根据同乡好友林纾的记载,力钧在宫中“研究饮食卫生”的生活如鱼得水,慈禧对他恩宠有加,不时赏赐,内侍也对力钧十分尊敬。
力钧在宫中的愉快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一日他在路上巧遇光绪。林纾记载:
一日,趋近辇道,崇陵驾至,医隐敛避不及,长跪道侧。
崇陵日:“力钧,若供奉禁中,朕知若之深于医也。”医隐顿首谢。越月,手敕召力钧。
这次偶遇让光绪与一年前医好他的病的力钧重逢。如果这个记录属实,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力钧侍奉的只有慈禧一个人。慈禧想要独占力钧的医术,不愿光绪与其一起分享,可见,慈禧没有履行当初的诺言,让力钧继续调理光绪的宿疾。这次偶遇之后不久,光绪未经一般公文程序,而是透过手诏来宣召力钧。我们不知道光绪是否先跟慈禧商量过,但是,可以确定,这一方式似乎对慈禧不尽尊重。
就这样,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起,力钧开始为光绪作单独的诊疗服务。按清官惯例,一般由多名医生会诊,公议立方。¨副所以这种做法违反了清宫诊疗的成规。自从一年前力钧奇迹般地治愈了慈禧和光绪的急病,慈禧一直没让光绪跟力钧接触,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一定诱发了光绪的好奇心以及期待感,所以在光绪一旦回想起力钧的高超医术,就要紧紧抓住这颗救星,期待他能够拯救自己江河日下的健康。
在力钧开始诊疗前一天,光绪预先写下自己的症状,交付奏事处抄录,让力钧阅读过后再请脉。留下这样的书面记录是光绪皇帝的另一项创举。按照宫中的规矩,御医询问帝后的病情被视为不敬,但不询问病情,势必影响诊断结果。所以求医若渴的光绪想出了这种办法来超越宫中礼仪的限制,不但可以让医生得到更多的信息,也允许其带回家慢慢参详,以便从容想出一套万全的诊疗方策。
光绪所发明的这种笔记被称为“病原”,篇幅长短不一,他接受力钧单独诊治的这段时期,字数在一百至六百之问不等。其中大部分是症状的描述以及疼痛不安的诉苦,光绪很喜欢不厌其烦地记录相关细节。
此外,由于皇帝平日熟读医书,1141有时会对自觉症状提出医学解释。不仅如此,他还学以致用,为自己开方令御药房调配。甚至曾有几次批评医生所开方子不够高明,要求医生依照他的指示开方。
光绪所发明的“病原”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用来当作i贝0验医生医术的标准答案。有一次,他写下了一份“病原”,但预先不给诊脉的御医看,等见到医生的诊断结果与他的感觉不符时,才把“正确”
的解答出示,借此羞辱医生。¨副正因为宫廷医疗中有时必须以皇帝的感觉作为裁决的准则,所以医生们往往为了避免争议,干脆直接把“病原”中的文句抄入脉案之中,然后在不违背皇帝见解的前提下,进行理论解释与开立药方。
第一份“病原”约600字,大体重复了一年多前初次见面时所抱怨的症状。在这份“病原”里,皇帝叹诉遗精是他百病缠身的根源,在一番冗长的症状详述后,他给自己的毛病所下结论是“虚”,在结尾部分指示力钧:
以上诸症,似非峻补不可。然禀赋大伤,上盛下虚,素有浮热,多服补剂,唯恐上焦虚火更盛而下部之虚弱……用药总宜于补益剂中稍佐以养阴泻火之品,裨虚热渐渐下引,兼实下焦,始为合宜。
换言之,在开始诊察之前,病人已经为医生决定了“合宜”的治疗基调。光绪所指定的是一个以补益为主,泻火为辅的折中处方,在中医的理论中,前者往往属于温热而后者则属于寒凉。
力钧的反应完全出乎光绪的意料。力钧完全越过中药药理温凉两极的理论来看问题,在进行简单的中医脉学诊断之后,他以自创的中西医混合理论来分析光绪的病情:
臣力钧请得皇上脉息左弦郁,右濡滑。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谨案:周身血管由肝脉管出,汇总血管,出心右房,过肺入心左房。……因心房之血右入左出,入时血行之力较旺,上激右脑筋,故右疼。出时血行之力渐减,不能上激左脑筋,故左晕,此皆由于肝病而血不足之见症也。……至于脊背痛,身倦嗜卧,则脑虚所致。脑虚故督脉病,故梦遗自泄
耳鸣脑响诸症并见。甚至鼻涕亦激动脑部。总之血虚气亦虚,药力但能行血益气,而补养仍借饮食,谨拟行血益气之方,附以饮食补养之法。恭候圣裁。¨¨在这份脉案中,力钧大量运用了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1873)所新创的汉字西医术语,如“血管”、“左房”、“右房”、“脑筋”等等,都是传统中医理论中完全不存在的概念。不过,如果稍加考察,又可发现他虽然使用了西医的术语,但是解释的时候却义与当时通行的西医理论颇有出入。如“周身血管由肝脉管出”的说法,并不见于合信的《全体新论》(1851);心2 o而将脑虚与脊椎、梦遗耳呜等症状相提并论,把鼻涕与脑部互相勾连,本系中医的身体观,心纠是西医极欲痛斥的概念。
在探讨清末中医如何尝试汇通中西医学时,力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个案。若要详细叙述其中的医学思想问题,需要另外撰文专门处理,在此先回到医患关系的脉络上。
当光绪读到力钧所呈的脉案,看到跳脱他所提供的诸如“上盛下虚”的病理脉络,而且以一种新奇的语言带出一个他所未曾想像的结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尽管光绪不懂力钧的理论语言,却从中药学的观点,来评量力钧所开“补养之法”究竟是凉还是温。光绪注意到,力钧所极力推荐的“饮食补养”,就是当初治愈慈禧的鸡汤。尽管力钧自认乃是基于南洋所学到的西洋药理,但是以中药的角度来看,鸡汤乃是“扶阳抑阴”的温补之物,显然违反了光绪所下的“泻火为辅”
的旨意。于是,光绪当场质问鸡汤性属“纯阳”,而且,更糟的是
鸡肉“动火”,与他期望的“降火养阴”背道而驰!力钧何以会提出如此荒唐的处方?光绪要力钧讲出个道理来。
就宫廷医药档案制度而言,皇帝与御医的口头对话不会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力钧次日写给庆亲王的私函里,得知光绪对第一天诊疗的反应。力钧承认他当时为天子的不测之威所震悚,但是仍然坚持自己的处方。Ⅲ。信中并未交代当天的谈话是怎样收尾的,但是从次日起,光绪暂停指挥处方。心纠而且此后数日力钧仍然持续以原先的血管理论来分析病情。如此看来,光绪似乎压抑了自己的定见,同意让他放手一试。
然而,力钧并未从皇帝的让步感到荣宠,相反,他怀疑太医院御医们说了他许多坏话。这些太医院医生们在去年力钧治愈两宫时,可谓丢尽了颜面,所以他疑心这些人会扯他的后腿。在深感孤立之余,他决定寻求奥援,写信给他的担保人庆亲王。在信中他表示担心皇帝可能已经听进了若干“先人之言”,对他的处方有了成见。力钧表示对医牛的不信任将是康复最大的阻碍,所以请求庆亲王帮他说好话,以恢复皇帝的信心。此外,力钧也表示他愿意顺应病人的心态,把引起“动火”忧虑的“鸡”汤,换成
牛肉或
羊肉汤,并在信中附上一纸处方,让庆亲王拿去给皇上进言。
不仅如此,力钧还觉得他对医患关系的掌控不足。七月二十二日,力钧又写信给庆亲王,附上一份他新设计的表格,预备让皇帝按表填入他的症状。信中还说他的福州口音阻碍了与皇上的沟通,请求庆亲王帮忙说服皇帝每天填写这些表格,以帮助他的诊断。
庆亲王可能根本不敢把表格进呈皇帝。光绪费了那么多工夫所写的“病原”,是为了帮助御医诊断,而力钧竟然要求皇帝仅对表格所列的选项勾画,剥夺了病人自由表述的权利。或许,力钧在新加坡对西医的这种问诊方式习以为常,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使对一般平民顾客,这也属无礼之举。这也意味着,力钧认为“病原”中的话语许多都是没有用的噪声,所以他需要用表格来筛选。仅凭这一点,皇帝就可能暴怒,并会接受旁观者的挑拨,但力钧对此却毫无警觉。在他看来,医疗似乎只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活动,病人的看法以及可能引发的反应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尽管上述种种冲突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在诊疗初期,二人相处得似乎还不错。在七月二十三日,皇帝感觉到他的一些老毛病消失或已经改善,于是他承认“连日服补养之剂,似见功效”,“背串痛稍轻”。旧9。力钧当天给皇帝的脉案写道:“心跳减少,此系饮食补养之效,但血管初通,阳气未足。”以下几天,他以仿fo能透视病人体内的口吻,报告血管、微丝血管窒塞与通畅的情形。
皇帝并未对力钧的理论加任何评论,但缄默并不代表同意。事实上,皇帝可能完全漠视这些新奇的语言,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他看得懂的部分。就在他赞许力钧的这一天,他发现力钧开了较多的温补之剂,这点让他相当担心,所以他提醒力钧应该补充一些清凉的药材来平衡。他也引用了中医的箴言“虚不受补”,提醒力钧注意。
然而,力钧尽管称说他按照要求开出了“补中寓泻”、“和解”的方子,但从处方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依然自行其是,在后来几天陆续按照自己的补养计划开出
桂枝、
附子等“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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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力钧一再忽视光绪的感受,冲突终于爆发了,导火线是光绪口腔中的小泡。就在七月二十三日,光绪感觉“舌间似欲起泡”,并忧心这可能与温补食物有关。三天之后,光绪确认这些小泡正式成形。
以他的诠释,这个发展证实了他数日来对温补疗法的担忧是正确的,而且力钧开方名实不符也瞒不过他。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六日恢复了指挥处方的往例,正式要求力钧修正用药方向。旧纠但力钧却不认为自己的处方需要更改,委婉地说光绪的病情正处“血管通畅,病机大愈之候”,应该乘胜追击。作为妥协,他把药方中最“热”的桂枝、附予去掉,主要立方用意延续不变。
光绪对于力钧的说法大不以为然。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申斥力钧,批判他过于夸大自己的功劳,光绪说自己“气体本虚,又不受补,故外感之症易治,内伤之病数剂药饵断难言愈”,又说他已“服药年余,并未见效,岂区区数剂遂能立见功耶”。
光绪态度的骤变吓坏了力钧,在当天的药方里,他撤去了温补之品。在次日的脉案里,他承认皇帝的看法,同意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康复。数日后的八月三日,他更进一步列举了许多还没有改善的皇帝症状加以检讨,作为自我批判。‘3纠力钧屈服于病人,这为自己日后的诊疗之路埋下了祸根:他让皇帝确认自己能做出比医生更正确的判断。他的屈服暂时缓和了皇帝的怒气,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从此丧失了发言的权威。
光绪虽对力钧不满,但对他还是有所期望的。在七月二十七日的“病原”中,他指示力钧应该要“专顾本病之病”,但是这个“本病”
到底是什么呢?仍有讨论的余地。三天之后,力钧拿出了他的答案。
他指出“病原则系脑气筋病与微丝血管病”,两个词都是来自西医的《解体新书》,而对中医来说,这两个词汇不具任何意义。力钧还是用他的理论作为诊疗方针,而光绪仍然未多加理会。事实上,光绪只提过这些术语一次,那是在八月初三责问力钧为何未提出新的诊疗方针时,抄录的脉案词句。13刨光绪开始习惯用严厉的口气对力钧讲话了。
力钧的一再失误,给了太医院医生反击的机会。力钧总是疑心他们的暗中陷害,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在八月初,他的担心俨然成真。八月初二力钧在给庆亲王的信稿里写道,光绪当着力钧的面朗读别人所开的处方,并且问他对这个方子有什么看法。虽然皇帝不说谁是药单的作者,力钧直觉这乃是出自太医院的手笔。在信中他告诉庆亲王他的处境:
皇上按口宣示,未必不以为然,万一误服一剂,则前功尽弃,且与章京(按:章京,官名,是清代各衙门办理文书的人员。此处乃力钧自称)所开之方,大相反对。太医院随得左右,难保无先入之言,上荧睿听。况服药之理,心有所疑,往往无效,章京学问浅陋,东南各省不乏名医,万恳上召来京会同请脉。病之寒热虚实定,则药之温燥补凉自定……此次脉息已调,病机已转,心跳已愈,遗精已瘥,拨乱反正,转危为安,此其时也。再用温通以去寒,补固以(下缺尽管力钧仍然没有找到太医院医生掣肘的确证,但是从日后的发展回溯,太医院确实已经在此时出手了,正是他们动摇了光绪对力钧的信任。他们顺着光绪的心理,告诉他吃了太多的温补药材,现在最佳方策就是赶快服用清凉之剂来加以平衡。借由强调中药药性寒热的对比,太医院的御医成功地离间了光绪对力钧的信任,令光绪忽视了实际上已经改善的遗精、心跳等。力钧深感孤立无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即引进其他外来医生,联合对抗太医院的影响力。正如同先前徐世昌成功斥退崔玉贵故事所隐喻的,他相信只要是真正的良医,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裁判,赞同他的处方才是医好皇帝宿疾的不二法门。
光绪不理解为什么力钧如此不听话,坚拒使用寒凉的药品。他把力钧的药方拿给军机大臣们看,询问他们的意见。鹿传霖再度力挺力钧:“皇上不但宜服桂、附,最好服
鹿茸。”皇上问鹿传霖服过鹿茸否。鹿对日:“臣延力钧治病,前开方皆
石膏黄连知母大黄之属。”光绪云:“此药朕未服过。”鹿言:“体质不同,故用药亦异。”据力钧所得到的情报,其他在场的军机大臣大多支持自己的疗法,当天光绪的结论是他将再考虑力钧的意见。但是,力钧的心情并未因为皇帝态度的软化而好转,因为他所依赖的庆亲王竟然是在场者中唯一见风转舵的人。庆亲王附和皇帝的意见,数落力钧不应该服用桂、附等热药医治光绪。
尽管力钧和他的支持者鹿传霖企图阻止光绪服用清凉的药品,不久之后,力钧就放弃了己见,契机是光绪八月初二所患之
感冒。在忍受了两天感冒的困扰后,光绪提醒力钧注意他的感冒一直没有医好。力钧这次没有再多加申辩,默默地在药方里加进了治感冒的性凉药品。㈣1而在三天之前,他还写信给庆亲王疾呼皇帝必须远离一切凉药。
看到力钧折服于己,光绪欢天喜地,在一个星期内不断夸奖力钧的疗效。光绪相信自己的体内得到了均衡,可以宽心服用力钧的处方。在“病原”中,光绪表现出对力钧前所未有的满意和信心,深信力钧最后一定能医好自己的疾病。在八月初十的“病原”中,光绪写道:
“膳前鸡露,每日于酉刻服,每次均服中碗之多。次日又写道:“每日所呈脉案,皆照方服食,从无间断及更改之时。”在这个星期里,力钧唯一让光绪不尽满意的是口中的小泡尚未去除。光绪不断催促他用更多的寒凉之剂,但语气远较之前和缓委婉,同时他也向力钧解释当初他为什么那么焦躁,那是因为这些小泡使他想起了十数年前的惨痛经历:“因服热剂,彼时气血尚盛,以致面上口舌喉间,遽起火泡,牙亦作疼,以后只用清凉之剂,此症始止。”M纠力钧与光绪的关系好转,非太医院所乐见,太医们很快找到了离间二人关系的方法。八月初七,光绪称昨晚“身冷有两点余钟,久后即发烧
头痛口渴,亦有两点余钟之久,大似
疟疾”,询问力钧是否是疟疾之症。㈨1力钧的回答仍是基于他的血管理论。他回答道:“实因血管甚虚,外感寒气……此即内热为外寒所胜,血管窒塞,脑筋之运动不灵。”此后数日,他继续陈言“似疟非疟,为血虚之见症”、“由微丝血管之血不足”。但是,光绪并不认可血虚的看法,沉浸在自己的忧虑中。八月十六日,光绪严命力钧:“频频发作,屡问是否疟疾,总以非疟对。若真疟疾,又当现何病象?应即明白具陈!”H¨力钧在当天的脉案中辩解,皇帝的御恙并非疟疾,如果是疟疾,发寒或
发热将在每一周期的同一时间发生,这个周期也许是每天,或许是隔天或隔两天,但皇帝的情形并非如此。
力钧后来写信给一位内务府大臣指出,太医院医生们不断在疟疾问题上煽风点火,皇帝从不听信他的解释。他痛诋太医院医生误导皇帝相信自己罹患了疟疾,指出领导全国医政的太医院的医生竟然连真假疟疾都分辨不出来,“中国医学不明,一至此极,诚堪浩叹!”
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北上的江南名医身上,相信具有权威的裁判出面,真相自能大白。”引八月十九日,江南名医陈秉钧(1840—1914)与曹元恒(1849—终于抵达北京。皇帝问二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罹患疟疾。他们的结论与力钧一致,不过沟通技巧却远较力钧圆润。
他们用中医的术语“营卫不和,营争为寒,卫争为热,微寒微热由此而来”,委婉地否决疟疾的猜疑。从此以后,皇帝再也没有在“病原”
里提及疟疾。然而,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在谜底揭开后,太医院医生是否受到惩罚,力钧是否得到了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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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钧出逃陈秉钧和曹元恒证实了力钧的结论,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同意力钧的解释。事实上,他们并未表态要跟力钧合作。陈、曹二人的乡谊以及同行北上的交情促使他们自成一个小团体。此外,陈秉钧仇视西方医学,并且曾公开讥嘲西医。在晚年,他极力推动设立社会组织与中医学校,以便与西医抗衡。所以,在医学理念上,他们也反对力钧汇通中西的理论。至此,会诊的宫廷传统又复活了,光绪也坐视诊治他的医生们分裂成彼此不相为谋的三派:太医院、力钧,以及来自江南的两位名医。
陈秉钧和曹元恒处理医患关系的手腕与力钧截然不同,他们毫不犹豫地批驳太医院医生的见解,∞41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绝对顺从光绪的感觉下药。钧在此时仍然继续为光绪看病,是单独开方。
据他与陆润庠开方时的规矩,看来他跟陈、曹无法共事。事实上,后来在写给一位唐姓友人的信件中,力钧指出,在那个月他因为饱受惊吓而无法专心于医治,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出办法来逃离宫廷。在他的余生中,每当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困苦之情,至今手足犹颤”。林纾记叙当时的情景:
医隐奉东朝懿旨,拜觐于乐寿堂诊脉,署方大称旨,赐羹赐锦段赐克食,宠赉隆渥……调卫得宜,圣躬当日健,稍陈服食者数事,既退值,东朝之赐立止,巨踏相见,希反恒状。供奉三月引疾归,遂绝朝请。p刊最后,在一位同乡好友陈衍(1856—1937)的帮助下,力钧逃离了宫廷。据陈衍年谱记载:
轩举丈名钧,永福人,己丑举人,号医隐,官农工商部郎中,能医。庆邸荐供奉内庭,医西后屡效,赏赉优渥,加四品衔,德宗亦命诊病。有间,后怒曰:力钧胡尚不死!而外间以为力钧将为后药死德宗也。轩举丈危惧,无以为计,先母病中闻之,谓家君日:轩举君熟人,何忍坐视?……轩举丈乃以
鸡血滴唾壶,伪称喀血。内庭遣太监来验而信,乃免。
力钧的记录与林纾、陈声暨大致符合。他在九月二十二日写给内务府一位官员的信件中指出,由于在十九日当着慈禧的面
吐血,他得到了三天的假期。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延长假期。在信中,他列举了在颐和园仁寿殿的慈禧御前、内务府公所,以及庆亲王的承泽园三处吐血之事,证明自己的
肺炎非常严重。根据西医的理论,他现在需要彻底静养。b9。或许因为他的症状疑为肺炎,为了避免这个难治之病传染,他立刻被批准可以出宫。
力钧离宫后,仍有很多王公亲贵想找他看病。不过,他的朋友载振警告如果他被发现是装病,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力钧只好寂寞地躲在家里,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形容自己“不啻囚系”㈣
-----------六、结论九月二十六日,即力钧最后一次诊疗光绪皇帝之后的第七天,光绪停止召见任何医生。陈秉钧和曹元恒每天清晨人宫报到候宣,可直到次年三月之前,光绪都没有见过他们。资料显示皇帝在病情突然恶化后,才重新召唤医生为他诊疗。换句话说,从光绪三十三年秋天力钧离去后,直到次年春天,光绪的身体虽未必健康,但病情大致稳定。
是否是力钧留下的处方起了作用?病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八,也就是力钧离去十个多月后,光绪在另外一通“病原”中对力钧的评价是,“力钧请吃
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饮食补养乃是力钧的核心疗法,光绪因采行此法而一度减轻心跳、遗精等老毛病,甚至赞赏过这个方法好,可是不过数月,就又拒绝承认力钧的疗法有效。
力钧的想法跟皇帝恰恰相反。他自认已经证明光绪之病绝非不治之症,从诊疗开始就屡次向皇帝报功,在受到申斥后,虽然力钧不再张扬,仍不时提醒光绪疗效如何。在《崇陵病案》附录的信稿里,他罗列了经他治疗后改善的种种症状。读过脉案、信稿的叙述以及光绪帝数次善意反应后,为《崇陵病案》写序的后人一致同意力钧的结论。旧1诚然,书稿的“病原”中也包含了皇帝的若干斥责,力钧并不试图隐瞒这些,不过,借由信稿补充太医院医生恶意谋害的情节,力钧揭明了病人不满的来源以及他最终无法成功的原因,倘若没有这些因素阻碍,力钧相信,他是一定可以成功地医好光绪皇帝的。
力钧的这种诠释方式暴露出他对病人不切实际的期待。他期待有一个驯服的病人,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第三者的‘先人之言”的干扰。但是在人宫之前,力钧已经行医多年,应该知道病榻边群医会诊的情况,不但医生问常须彼此争辩以博取患者的认可,而且常有一些亲友围绕在旁提供各种“先入之言”,他们也跟患者一起从医书中摘章撷句,考验医生的才学。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意见受到医生的忽视,就会毫不犹豫地更换另外一位医生来诊治。旧纠这些都是力钧医疗光绪时所遇到的,除了受到慈禧迫害之外,力钧与一般医生每日所经历的基本相同,而他为此感到十分委屈。从《崇陵病案》中的口吻看来,力钧真的认为病人不应该向他挑战,即使这个病人是皇帝。
力钧对医患关系所持的态度与他同时代的中医截然不同,而比较接近现代专业已经建立以后的西医师,或许是他在新加坡所接触的西医塑造了这种心态,但这点无法证明,而且就算确有影响,仅凭此也仍嫌解释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力钧并非缺乏在中国的行医经验,尤其不缺乏侍奉身份高贵患者的经验,各种资料显示慈禧与王公亲贵对他都非常满意,但是唯独在治疗光绪的时候碰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回顾力钧医疗的成功记录,可以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语言,二是时间。他用以诊断的独特医学语言,混用了许多西医术语与似是而非的西医观念,对一个普通的中国病人来说,了解尚且困难,更别说跟他辩论了。因此,当病人同意让他一试,恐怕多半不是被他的医理所说服,而是因为他之前所建立的声誉。从目前的记录来看,他的疗法总是在一两天之内见效。如此一来,他的理论也就不须对病人多作额外解释。也因为如此,在医治光绪之前他与病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平顺。
上述模式刚开始对光绪也有效。光绪总是指东画西,预先提供医学解释和处方要他的医生照办,但是这一招对力钧行不通,他们的语言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光绪在首次对话不通后就暂时缄默,寄望力钧医治他人屡效的奇迹再度在他身上发生。跟别的医生不一样,力钧不听皇帝指挥,坚持用他的独特疗法,从头到尾,力钧一再用血管通不通之类的话来解说皇帝的疾病,但是显然一直到最后皇帝都不曾了解过力钧在说什么:力钧再三用血管不通来说明为什么光绪会觉得忽冷忽热,而光绪却认为什么都没有解释。他们两人之间永远无法沟通。在光绪给了力钧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后,力钧的确也获得了一些光绪本人也承认的效果。如果不是光绪的病情如此缠绵复杂,以及光绪对口中小泡的歇斯底里的心态,在力钧手下,光绪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并非没有。由此看来,力钧最该检讨的是他跟皇帝之间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外在的阻力。
事实上,光绪在最初几天曾给过力钧一个机会,以便使他证明自己的理论有效。对于力钧几次漠视自己的感受、否定自己的意见,光绪也忍耐下来了。光绪征询军机大臣意见,说明他对医生亦非一意刻薄。光绪对待医生的节制态度也可从疟疾的争论看出。照力钧的说法,皇帝相信了太医院医生的蛊惑而深信自己罹患了疟疾,但尽管如此,在江南名医到达之前,他从未强迫力钧接受他的意见,或者径自勒令力钧按照疟疾的疗法给他开方。他只不过不断重复地询问力钧同样的问题,即自己是否真的没有罹患疟疾?当陈秉钧和曹元恒给了他一个附带着中医理论解释的否定答案后,光绪从此便缄口不言了。这些都说明光绪要求的是医生能给他一个他听得懂的合理解释,而即使这个解释与他的成见不合,他也愿意接受。㈣。
上述例子,尤其是最后一个,说明皇帝在追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以使自己安心接受诊治。光绪饱读医书,随时准备介入医疗决策,在此之前,他会给医生一个机会让其陈述己见,而不会武断地随便干涉。
总之,他采用了一种理性而非专擅的态度来评鉴医生。
口中小泡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光绪的口中小泡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疼痛,但他坚持力钧要优先处理这个问题。此时光绪的做法跟后来对疟疾的疑惑明显不同,对于后者,光绪忍着寒热间歇的痛苦,却仍然要得到一个理论解答,这与光绪对于无痛小泡的态度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也许并不如此。由于光绪幼时的经历,光绪对于小泡意味着什么已经有牢不可破的答案了。他的想法也许是错的,但是对于那个记忆深刻的解释仍然与他自修医书的成果有关。在光绪看来,解决小泡是处理问题的最理性的方法。对于这样的病人,必须要由一位深刻体察人性的聪慧的医生才有办法应付,而始终把医疗看成是纯粹技术性行为的力钧无法胜任。他的《崇陵病案》或许可以让一部分读者同意光绪的病情本非不治,但是也暴露出像光绪这样的病人,其实并非力钧所能救治。
当然,即使真的有理想资质的医生出现,宫廷的政治环境仍然可能使其无法发挥。从这个角度看,力钧的失败也就并不怎么令人惋惜了,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平心静气地来看这本《崇陵病案》故事的寓意。无论如何,力钧的天真与笨拙让我们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在民间行医、一路顺利的经历,让力钧勇于向皇帝提出纯技术性的意见,并且催促皇帝接受。而在太医院之类官僚机构训练出来的医生,是绝对不会以如此直率的风格行事的。另一方面,陈秉钧与曹元恒那样的民间医生虽然也勇于对其他医生提出异议,但是他们也不敢反对皇帝。力钧的独特出身背景让他忽略了皇帝的自身感受,由于他的莽撞所引发的反应,让我们看到即使贵为天子,为了自为龙体把脉己宝贵的生命,皇帝旗在政治权威与知识权威之间权衡利害,从而不计较御医的顶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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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玩家天下 于 2010/1/6 11:17 编辑 www.med126.com]
-----------福州老乡啊!可惜福州的中医都是垃圾。
-----------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平心静气地来看这本《崇陵病案》.............崇陵病案???那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