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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疾病临床防控中的靠病养医困惑
在现实的兽医临床实践和兽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兽医的社会地位、个人待遇、诊疗条件均较过去有显着提高，但个人待遇仍没有着落！官方兽医、畜牧兽医行政管理、畜牧兽医监督执法序列的人员属于“公务员”或“参公人员”，待遇、地位均有保障；但执业兽医、乡村兽医只能依靠社会化的诊疗服务、养殖服务获取报酬，在没有承担国家协防或其它指令性的任务的情况下，则没有一分钱的额外收入。当《执业兽医管理办法》、《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强力推进后，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的待遇将更加窘迫，诸如“畜禽疾病防控标准像欧洲、诊疗条件和待遇像非洲”的抱怨无处不在；虽考试获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书，但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且经过注册机关注册方能从事兽医执业并不得兼职，什么样的单位能够聘请执业兽医，每个月什么样的薪酬待遇才能满足被聘执业兽医的心理预期？当执业兽医数量严重不足而乡村兽医或过去的事实兽医（阉割员、配种员等)面临非法执业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畜禽的常规防疫保健和患病后的诊疗由谁去服务？即便是执业兽医，目前通行的一种评价是：能够考取执业兽医资格的往往是刚刚毕业的畜牧兽医大专院校学生，而他们的临诊经验严重不足，而具有丰富临诊经验的事实兽医的年龄大多40-60岁，他们的基础学历通常为初中、高中、职高或中专，但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过政府组织的兽医专业培训，但因“学历”而往往被排除在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之外。换言之，大量不具备兽医临诊经验的兽医完全可能考取执业兽医资格，而具备兽医临诊经验的大批一线兽医被考试门槛限定而不能参考，这在规模养殖和散养并存的养殖模式背景下将会长时间出现相当严重的社会性矛盾。
因为畜禽保险和国家补偿机制不到位，常常导致价值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畜禽患上某种或某些烈性传染病需要强制扑杀的情况下，养殖者一般会抱着侥幸心理不顾法律责任更遑论依赖社会道义主动配合或参与扑杀，而更多的情况下是偷偷摸摸的贱卖或私下医治，导致疫情大面积扩散。执业兽医的就业形势不外乎几种：受聘于政府机构“打零工”--参与协防等；受聘于特大型规模养殖场成为驻场兽医--不得对外出诊；受聘于动物诊疗机构--类似门诊医生或住院医生；受聘于饲料兽药或种畜禽企业--类似于120急救医生；受聘于教学科研机构--从事与兽医临床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按照上述大致的就业分类，执业兽医的个人待遇的的确确存在来源不清、来源不合法或来源缺乏道义的诟病。
在现实背景下，养殖场诸如解剖诊断、病原分离培养、药敏试验、水质分析以及饲料化验检验等工作，常常是饲料、兽药企业依赖执业兽医开展的一种免费服务，执业兽医出具一份诊断报告、开写一张处方，有谁能认为它们值多少钱？可以为你付多少费？因此，执业兽医的主业收入来源，可能就是“以药养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4S店保养汽车就是类似于“以医养医”--宠物医院，而在一般的汽车修理店就是属于“以药养医”--畜禽医院。前者需要对技师的专业技能支付“工时费”，而后者则把所有的费用都折合进零部件中。曾经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教书的不如杀猪的”的说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造原子弹的没法拿出产品来卖，因此对他们的定价往往过低；而卖茶叶蛋的小贩可以借助茶叶蛋这个道具，在市场上获得其报酬。以药养医实际上和卖茶叶蛋的小贩走的是同样一条道：因为政府没法对兽医的服务定出一个价格，但兽医的专业化治疗在事实上却存在，于是就衍生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价格体系--通过以兽药作为道具，让兽医的专业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如果说兽医是治疗动物的疾病，那么汽车技师就是汽车的“医生”：他们依据自己的专业技能给汽车提供各种诊疗方案。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作为服务业的修车业，实际上也是另一种“以药养医”，绝大多数的汽车维修店没有能力向顾客收取工时费--这是另一种诊疗费，他们只能够在汽车零部件的买卖中加价，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时间成本通过零部件买卖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期望政府放松兽医诊疗管制，降低动物诊疗市场的准入门槛，让执业兽医在畜禽疾病的诊疗市场中真正地竞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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