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8年。1927年8月6日，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 下令将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成为“京师大学”，各校为此纷纷展开武装护校运动。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是有道理的。官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于管理工作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也必须具有独立精神才能完成知识分子的使命。余英时先生的《儒家伦理与商业精神》讲述了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的古代例子。周作人作为现代作家被做官的思想所缚，认为人人都想做官，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汪精卫，实在是不值得同情。
由趋新而复古的周作人，归根到底依然是一个与胡适所提倡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则、挺身负责、与人为善、宽容和谐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格格不入的旧式文人；在他的眼里，前辈同乡蔡元培、汤寿潜的不居功、不恋权的高风亮节，反而变成了沽名钓誉、名利双收的“善于做官”。
教授们公开处于敌对状态
1929年1月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北平学潮究不知原因何在……唯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作官可用为说明……”
这里所谓的“北平学潮”说来话长。1927年8月6日，时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下令将北京的国立九校合并成为“京师大学”，任命教育总长刘哲兼任校长。各校为此纷纷展开武装护校运动，一直坚持到张作霖于1928年6月2日被国民党方面的北伐军赶出北京。
1928年6月8日，在由谭延闿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第70次委员会议上，时任大学院长即教育部长的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呈交提案称：“查北京大学在教育经过中有悠久之历史，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农、工、医、法、政、艺术等科，用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名曰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之名，绝对不能沿用，拟请明令京师大学改为北京大学，并请任命校长，以专责成。其内部组织，统由新校长拟具办法，呈由职院核定，籍谋整顿，而促进行。”
但是，蔡元培的这项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取而代之的是易培基提议的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未到任前以李石曾署理。
6月19日，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73次委员会议上提请辞去中华大学校长兼职，由李石曾接任。
9月21日，国民政府第96次委员会议，通过大学院提交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
10月5日，国民政府第99次委员会议批准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长兼代司法部长职务，由蒋梦麟继任大学院长。
前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于北平大学的设置以及由李石曾出任校长表示反对，并且再次发起武装护校运动。周作人所谓的“反李而不反蔡”就是由此而来。
自从1925年卷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以来，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教员马幼渔、马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马叙伦、钱玄同、朱希祖等人，一直站在号称是“法日派”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顾孟余等人一边；与以远在欧洲的蔡元培为精神领袖的蒋梦麟、胡适、石瑛、王世杰、周鲠生、陈源、丁西林、李四光等“英美派”及“现代评论派”成员，公开处于敌对状态。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所表明的就是这样的党派立场：“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一个问号表达的强烈不满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就是李石曾的侄子和易培基的女婿李玄伯（宗侗)。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特别介绍了“现代评论派”的内部分歧：“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稍致不敬。”
同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愤然写道：“前日北大‘武力护校’，打碎许多东西，学生会又发可笑的电报，自称‘重伤多人’，以撒诳为能事，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他们反李而拥蒋，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运，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均欲打倒，唯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
周作人在“五四之首魁”后面专门加上一个问号，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于同乡前辈蔡元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否定。
1929年1月22日，正在南京请愿的北大学生会代表赵子懋、李辛之，与蔡元培、吴稚晖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北大改为北平大学，由陈大齐出任院长。3月8日，江绍原在致周作人信中说：“‘大斋’公回北大，亦佳。否则我以为此席应由先生担任。”
6月22日，北大学生通电全国，自动恢复北京大学名称。7月2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表示说：“北大将独立，校长则以蔡太史呼声为高，唯不佞甚反对，其理由告知川岛，今不赘。我想最好还是请百年续办，而令其辞去考试院的官……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于不佞则反蔡而不拥李。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行也。”
在此后的岁月里，周作人始终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官僚体系中谋到自己想要的官职。等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他先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以及由汪精卫任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之类的官职。由于他实在不具备做官从政的实际操作能力，反而被入门弟子沈启无等人包围玩弄，于是便出现了1944年3月15日的《破门声明》：“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
频频辞职是沽名钓誉吗
尽管如此，并不“善于作官”的周作人却偏偏官迷心窍，对于自己所出任的上述官职十分认真，以至于在母亲鲁瑞于1943年4月22日去世之后，专门在《先母行述》中写道：“先母……今年二月因
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以笹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见先母饮食如常，乃禀命出发……”
关于蔡元培的“善于作官”，周作人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在《知堂回想录》的《望越篇》中，他倒是谈到了另一位前辈同乡汤寿潜的“善于做官”：
“这人最是滑头，善于做官，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仙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顿，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及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回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地提高了。”
与此相印证，著名外交家汪大燮在写给同族兄弟汪康年的书信中，并没有指责汤寿潜的“善于做官”，而是嘲笑他善于沽名钓誉：“蛰仙为人，原足钦佩，唯此事恐其干誉之心太重，……蛰仙本是捧名教二字做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只得恭维他。”
汤寿潜(1856-1917)，字蜇先，又写作蛰仙，浙江萧山人。1892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第十名贡生，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在国史馆任协修。1894年庶吉士期满，以知县衔归部铨选，授安徽青阳知县。到任三月余，以父母年迈为由辞职回乡。随后受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1901年，郑孝胥推荐汤寿潜任职汉冶萍铁厂及南洋公学，他辞而不就。1902年，他与张謇在通州创办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1903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没有到任。1904年，清政府鉴于汤寿潜两次上书朝廷，力陈盐政时弊，特别任命他为直接掌握江浙等地钱袋子的两淮盐运使，他依然辞不赴任。1905年2月至3月，汤寿潜与张元济、夏曾佑等人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为了抵制英国侵夺苏（沪)、杭、甬铁路修筑权，他与张謇联手发动“集民股、保路权”的爱国运动。8月，经浙江股东推荐，汤寿潜被清政府授予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在此期间，他布衣芒鞋，备尝艰苦。短短3年时间，杭州至枫泾的160多公里铁路及沿线114座路桥、14处涵洞、113处水管全部建成，确保了沪杭铁路于1909年8月13日如期接轨通车。作为奖励，清政府任命汤寿潜为云南按察使，他于10月、11月三次上奏辞职。同年11月，清政府改授他为江西提学使，他仍然是坚辞不受。
在此期间，汤寿潜还于1906年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江、浙、闽绅商20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1911年11月，汤寿潜出任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因为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交通总长，他于1912年1月15日辞去都督，却没有就任交通总长。
蔡元培真可以做领袖
汤寿潜在经营浙江铁路时，经手的金钱不计其数，但他两袖清风，甚至担任总理之职而不支薪水，律己之严近于苛刻。1914年，北京政府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为补偿汤寿潜在修建浙路过程中有四年多时间不支薪水，特赠20万大洋。汤寿潜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谨遵父训，将这笔钱悉数捐赠给浙江省教育会，后被用于建造浙江图书馆。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于萧山家中，他的遗言恰好回应了汪大燮的“干誉”指责：“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
事实上，无论是“竞利”还是“贪名”，只要不伤害别人的正当权利、不侵犯国家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或者说是不违背成文与不成文的法律准则，都是无可厚非甚至于是值得提倡的正当行为。汤寿潜用“小人”之类的道德罪名来否定抹黑“竞利”与“贪名”，反而坐实了他自己作为中国传统的旧式文人“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名教”心理。
同样是谈论蔡元培的“善于做官”，一直提倡并且坚持“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观的胡适，所给出的却是与周作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评价。
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致罗隆基信中，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与人为善、既挺身负责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不恋权的精神境界，与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进行比较：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1940年3月6日，胡适在驻美国大使任上得知蔡元培去世，他与前北大同事周鲠生一起给出了盖棺定论：“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与胡适、蔡元培等人所表现出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则、挺身负责、与人为善、宽容和谐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境界相比较；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望越篇》中，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他在1912年执笔写作的另一篇文言文《望越篇》“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的“定命论一派”的精神境界；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的旧式文人因为找不到精神出路而心理黑暗以至于以己度人、否定一切的趣味低下的精神境界。
来源：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