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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待议稿上显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
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
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
——曾寿瀛，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四次参加相关乳品标准制订的讨论会
“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
——魏荣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先后三次参加相关乳品标准制订的讨论会
“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说了有什么用？”
——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
谁在主导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制订？
2010年9月通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卫生部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卫生部组织成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负责审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
从这个审评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来看，目前担任副秘书长以上领导职务的14人当中，9人来自卫生部及其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人来自农业部及中国农业科学院，还有1人来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1人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一个食品安全标准的出台要经历哪些环节？
本报记者采访了参与乳品国家安全标准制订的专家，请他们讲述相关乳品国标的出台过程。
标准起草单位
最终没有公布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重新制订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成为共识。2008年12月，卫生部牵头，会同农业部、国家标准委、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药监局等部门，以及中国疾控中心、轻工业联合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奶业协会等单位，成立了协调小组，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整合完善。
协调小组各部门推荐了近70名专家组成专家组，组长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所副所长王竹天担任。
王竹天在2010年4月的《中国食品卫生杂志》上介绍，协调小组负责议定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专家组负责提出乳品安全标准，此外还设立了秘书处，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据介绍，在此期间，近600人次参加了各工作组、起草组以及专家组的研究与讨论。
2010年2月，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召开各分委员会会议，审查乳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经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于3月26日由卫生部批准公布。
曾寿瀛，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四次参加上述标准的讨论会。根据他的回忆：“前几次参会人数都接近百人，相关部委、奶协、知名乳品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
对于参会代表的比例，三次参加讨论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魏荣禄有些看法：“1/3参会代表来自外资企业。”
至于具体的起草单位和个人，在2010年公布的生乳、灭菌乳等乳品标准及政府公告中，并没有具体介绍。而2005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巴氏杀菌、灭菌乳卫生标准，前言部分公开了该标准起草单位为南京、天津、南宁等9个地方卫生防疫站，主要起草人为唐世树等9人。
两项关键标准
最后一刻翻盘
回忆起乳品新国标的制订过程，魏荣禄颇有些遗憾：“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
与魏荣禄同样困惑的，还有和牛奶打交道近60年的曾寿瀛。据曾寿瀛介绍，他上世纪50年代从南京农学院毕业进入南京乳肉管理所工作，后来从南京疾控中心退休。
1962年，曾寿瀛开始参与牛奶标准的制订。在以往标准制订中，曾寿瀛曾任卫生部全国乳与乳制品定标组副组长。
2009年5月，曾寿瀛开始介入乳品新标准制订，“内部待议稿上显示，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是蒙牛乳业集团，生鲜乳标准由伊利集团起草，酸奶标准则由光明集团起草。”
他说，“乳品新国标出台始末，我不是所有环节都很了解。我仅仅是参与了中后期的几次会议。前期是企业起草待议稿，最后阶段是如何操作，送审稿关键性标准为何翻盘，我不太清楚。”
上述专家所说的“关键性标准”，即后来公众广为关注的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
2009年8月19日，魏荣禄最后一次参加乳品标准讨论会议，“会议规模仅十几人，时任卫生部监督局副局长的苏志代表部领导听取意见，王竹天主持会议，曾寿瀛、顾佳升（原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等专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没有看到企业的代表。”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几位奶业专家的力主下，每克生乳菌落不超过50万个、每百克生乳蛋白质不低于2.95克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最终送审稿。此后，曾、魏、顾三人就没有再介入乳品订标工作。
可是，2010年3月正式公布的方案，菌落放宽到200万个，蛋白质降低到2.8克。至于送审稿在哪个环节发生改动，为什么改动，魏荣禄和曾寿瀛表示他们不清楚。
乳品新国标公布后，遭到媒体和公众炮轰：“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订被大企业所绑架。”
采访中，多名曾经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选择不再表态：“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说了有什么用？”这是他们给记者的答复。
有关专家呼吁
公开会议纪要
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争议，乳品绝非唯一。
前不久，思念、三全、湾仔码头三大饺子品牌均被检出金黄色
葡萄球菌。随后，速冻面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布，允许存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消费者一时蒙了：又一个标准倒退了？
卫生部出面解释，标准制订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会，广泛听取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意见，并在卫生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类似的解释，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也有。该标准曾先后“召开工作会议20余次，草案公开征求意见60天，同时向世贸组织通报。其间，共收到国内外反馈意见2000余条。”
但是，权威部门的解释，似乎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一些专家和公众的疑惑。
对最后为何推翻生乳菌落50万个、蛋白质2.95克的标准，魏荣禄曾经托人打听。“据说是各部委协调的结果，怎么协调我们也不知道。”他说。
一位参与乳品新国标讨论会、不愿公开姓名的专家表示，卫生部当时有会议纪要，包括谁参加了会议，会上谁提出什么意见，如何辩论，整个过程一目了然。
“如果组织方愿意公开这些资料，展示终审稿某些结论被推翻的理由，只要能让大家信服，质疑的声音就没这么大。”上述专家说。
“过程更加民主、透明，是解除公众疑虑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说。
他同时指出，“公开透明也不是万能的，公众情绪并非完全理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有专家提出某指标有害，但是经过大量的论证、调研证明其实是无妨的，最后标准采用了相对科学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过程都透明了，公众有可能还是会有所质疑：为什么不采用那个专家的意见，为什么不采取更严格的标准？”
应松年强调，本行业的专家是懂行的，整个订标过程至少应该对专家全透明。他们信服了，就不会产生反对的意见领袖，这样新标准执行将更加顺利。如果决策和专家的意见有大分歧，应该重新召开论证会，避免“暗箱操作”之嫌。
记者：黄碧梅
来源：人民日报
－－－－－－－－－－－道德沦丧、法制缺失。
－－－－－－－－－－－新食品安全标准被消费者指责“自甘堕落”
近日，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的部分三鲜水饺，被北京市工商局检测出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批次为20110628106A。该批次水饺已经在北京全面停售。于是，从南到北，国内各地的该款水饺纷纷下架，是否下架的本身便已成为各地的本土新闻。从各地的报道来看，多数是在庆幸本市的超市和零售店里并没有该批次水饺，对于“思念”牌水饺的其他品种，或者该出事品种的非出事批次，多劝导可放心食用。
新老旧账一起算的“思念”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常见的引起食物中毒的致病菌，在空气、水、灰尘、人和动物的排泄物中皆能找到，常见于皮肤表面和上呼吸道黏膜，它将引起不同程度的化脓性炎症扩散疾病，如
疖和
痈、中耳炎、鼻窦炎、骨髓炎、脓毒病等。它极容易污染到食品上，比如通过食品采集、加工、销售渠道上的人员带菌，食品在加工前便已带菌，加工或运输、仓储时受到污染等。
对此，“思念”食品副总经理贾国飚说，“按国家目前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水饺中确实不得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按照新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被检出有问题的水饺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是达标的”。几乎在所有人看来，这句解释背后的意思是，食品安全标准要降低了。
按照目前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水饺在内的速冻食品不得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2004年5月1日起实施的《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卫生标准》，到2006年GB19295-2003《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卫生标准》第一号修改函，再到近日卫生部公布的《速冻面米制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速冻面米食品国家标准的变化。
具体对于本次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角—金黄色葡萄球菌，今年9月6日，卫生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速冻面米制品标准意见征求稿》，在“生制品的微生物限量”中规定，每克生制品中检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只要在1000-10000个之间，都为合格。同时，取消了酸价、挥发性盐基氮、黄曲霉毒素B1、总砷的标准。
根据其他新闻，“思念”食品发生此次成批量的质量危机之前，已经陆陆续续爆发出单个的质量问题，有些甚为荒诞。2011年4月，有北京的消费者李先生在吃“思念”
荠菜水饺的时候，吃到了一截吸过的烟头；2010年3月，秦皇岛消费者吃“思念”水饺也吃到了烟头；2011年3月，有广州消费者发现“思念”葱油花卷严重霉变；2009年，深圳消费者在“思念”金牌
猪肉荠菜水饺中吃到了
创可贴；2010年，山西消费者在“思念”黑
糯米黑芝麻汤圆里吃到了圆铁件；2008年，河南消费者在“思念”
韭菜鸡蛋水饺里吃到了比花生米大的玻璃，当场割破了嘴。所有这些事件，都上了媒体，从新闻进展来看，几乎所有倒霉者们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甚至说还算像样的赔偿，赔偿金从12元到800多元都有，通常以购买价格的十倍为公司的最高谈判底线。所有倒霉者都对“思念”公司的傲慢态度表示愤懑，而公司领导人只是表示自己不知情，同时依然信誓旦旦对外宣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控制是如何严格。
“负提高”的安全标准
假如仅仅就事论事，不再追究“思念”食品之前频繁发生的质量事件与近期的大危机带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仅将观察点着眼于国家标准的修改。可以看出，不仅是食品业，很多行业的国家标准修改，在公众看来，是将安全标准负提高。
“思念”的不断出事，可以看作中国食品行业的一个缩影。公众自然认为，既然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重重，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国家在制定食品行业的标准时，理应更加严格。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的标准在要求上应该越来越高。
多数人都失望了，在三鹿奶粉为代表的全国乳业质量危机之后，他们等来的是卫生部在2010年4月发布《生乳》在内的6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国标规定的生乳中蛋白质含量从1986年的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不超过50万，下调至不超过200万，均为历史新低，也是世界最低。可以对比，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
官方的解释是，为了照顾广大奶农的利益，从尊重国情现实出发。因为以散养为主的小规模养殖，无法生产出高品质的奶。对此，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大加斥责：“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他同时指出中国的乳业行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国家乳制品订标组原副组长曾寿瀛惊呼：“简直是一夜退回25年前。”
不仅是食品行业，“苏泊尔”不锈钢器皿在今年被发现质量不合格，从8-10月，“苏泊尔”被哈尔滨工商局查出有81个型号的不锈钢器皿不合格，存在锰含量超标、镍含量不达标的问题。但在10月23日，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卫生部2010年对《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GB9684-1988)进行修订，修订版已于去年在网上公示，但迄今尚未正式颁布。从新的国家标准来审视，“苏泊尔”的违规产品是合格的。
但是，法律只有在通过以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思念”水饺和“苏泊尔”器皿一样，都是违背了现有的法律，“思念”食品副总经理贾国飚拿新国标来辩护，不具有合法性。
但接下来要面对的事实是，这些新的、越改越低的国家标准相继通过之后，社会能接受它们吗？它们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以玩具出口为例，由于今年7月20日起，欧盟开始实施号称史上最严的《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对特定重金属的限制从8种增加到19种，并首次禁用或限用66种致敏性芳香剂等；美国则发布了玩具中限制
铅锌含量的新规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相继出台易触及部件的材料中可迁移铅含量及玩具铅含量的新标准。中国目前执行的玩具生产标准是2004年10月实施的《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此标准与此前欧美标准在有害元素可迁移限量上的技术指标是等同的。这造成了中国玩具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增加，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量玩具制造企业，本来便是缺乏自主意识，依靠代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都上涨的时候遇到如此变数，只能放弃这个行业，或者变换出口的国家。
同样的，在农产品上，比如日本在2006年设立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限制了中国的农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发展。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这一制度影响到山东、辽宁、浙江、福建、河北等主要出口地区的5000多家企业，中国国内有声音将其视作技术壁垒，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农产品生产的成本，仅仅在检测上就要消耗很多资金。中国生产的蜂王浆成为最早受到影响的中国产品，当时中国的蜂王浆生产企业遭遇了退货。但国家保护国民的人身健康，这是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的企业与农民能做的，是提高农药、兽药的检测技术和设备水平，出口企业改进管理模式，总之一切与国际标准接轨，除非舍得放弃日本这个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与其说是技术壁垒，更适合说成是“国际考试”。
但面对国内市场时，则生产方不会受到如此繁琐的束缚，更多时候，连相对较低的国内标准都达不到，却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得到有关部门的默许而走上市场。这种双轨制现象，已经随着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而日益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人们对此诟病很多，但埋怨归埋怨，有效改动之举犹如所有领域的改革一样，沉疴重重，难以迈步。
而距离公平走得更遥远的是，特供食品纷纷走进机关食堂，特供蔬菜、特供肉食并没有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标准对其进行细致规划要求，但其生产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毒性危害，无疑大大少于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这悄无声息地证明了，政府知道国内食品的不可靠，购买时可以不计成本的话，肯定选择污染少的特供食品。通胀之下，普通民众在食品支出上感觉负担日益加重，菜市场和超市里的有机食品货架因为价格高昂而问津者少，可见多数民众在收支衡量的基础上，还是放弃了没有使用农药的绿色农产品，仅仅因为它们贵。
坠落的食品安全标准
根据一位曾经为河南速冻食品企业做过营销顾问的业内人士向媒体透露，2005年后，行业内发生了几个知名品牌被查出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问题，河南速冻行业便由几个带头人开始联手运作改变国标了，当时有企业还将其参与制定行业国标的行为，用于展示其行业竞争力的一部分。所以，此次速冻食品新国标放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要求，被指是速冻行业企业的共同呼声。这被人称之为几个大企业绑架了一个行业，大企业们联
手参与改变国家标准，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转
嫁了生产成本。
不仅仅是速冻食品行业，国内几乎所有的制造行业，都无可避免出现行业被企业绑架的现象。市面上，就有“一流企业卖标准”的说法。如此，在保护企业和行业利益的同时，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因为利润的容易获取，企业疏于在科技上追求进步，这会使企业逐渐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王丁棉在今年6月曾指出，蒙牛出口被退回来，牛根生走后门，出口转内销，把2500吨退回的牛奶推到广东。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为主，越改越低的国家标准肯定不适合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企业在生产出口产品时用的是国际标准、或者对口国家的标准，这些标准都比国内标准严格。但消费者在信息发达的时代里已经可以轻松拥有选择的权利，从海外奶粉代购业的发达，可见一斑。
在制定国家标准时，要普遍听取业内的看法，公开意见征集过程，而不是依靠几个大企业、几个学者闭门制定出来。
当前，中国产品在安全问题上，比如何订立更
加合理的国家安全标准更急迫的是，如何执行既有的法规，使产品在最低限度上落到安全底线上。仅仅从“思念”速冻食品屡次被消费者们吃出各种异物来看，在高温下可以被杀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算得了什么呢，100摄氏度的沸水温度对于消除烟头、创可贴是无力的，更不用说金属和玻璃了。
不论大小，从一杯牛奶，到一栋大楼，在各自的生产过程中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在质量和安全上的监督。这些各自领域的专业质检部门，在各行业的人看来，都是以权力获得丰盛利润的场所。很多所谓的检查，只是走过场、吃饭、收钱、娱乐的事而已，钱花到位了，检验通过的红章一个个盖下来。谁来约束执法者不徇私枉法？这是再多的国家标准也无能为力的。
【评论】国际高标准，你咋不接轨？
从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再到近期思念、三全的“细菌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似乎总是离不了那些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仅为23%。（11月23日经济参考报)
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低，地球人都知道，但是没想到能低到这个程度。天天喊着要与国际接轨，可实际上真正能与人家接轨的却只有区区两成，而且更让人不满的是，国内标准并不是远远地把人家甩到了后面，而是跟在人家后面跑。很显然，这样让人脸红的数据着实挑战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底线，无怪乎食品安全问题让国人一日数惊，无怪乎质检总局前些日子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超过90%大家都是一脸的苦笑。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仅两成接轨国际，连名企都频频出问题”的尴尬现实，终于为我们验证了一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一点：与其指责商家道德的血液缺失，不如说是食品安全标准太不争气。我们就不明白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食品安全标准上要求再严格也不过分，可为啥咱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民众也懒得追问。我们只想知道，这样摆明了“自废武功”的国内标准除了为某些本不应该合格的食品换取一张“符合国家标准”的通行证，为我们的食品安全制造一个虚幻的歌舞升平外，还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不合理的食品安全标准必然会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毕竟，严格的标准可以遏制商家牟取非法利益的冲动，而“牛栏关
猫”式的标准却只会刺激商家越过“雷池”的欲望。也就难怪在动辄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中，某些厂家“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的噪音如此的刺耳却又无懈可击，让民众心中充满了无力感。食品安全标准本来是民众的“守护神”，现在却成了“
稻草人”。
说实话，中国消费者的肠胃并不会因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有了远超外国人的抵抗能力，能把“内外有别”玩得风生水起的国内企业更不存在生产上的技术障碍，既然如此，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允许国内的食品安全标准继续在这样的低水平运行。
在食品安全标准上，少一点儿“中国特色”，多一些与国际接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仅两成接轨国际”固然是企业的“黑名单”，又何尝不是对职权部门的控诉？但不知，相关部门是否听到了民众的不满，是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否下定了决心要改变这种内外有别的局面？在食品安全标准上，别动不动就让国人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行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谁来消除公众“标准焦虑”
——透视食品新国标三大疑惑
发布日期：2011-12-07 来源：新华社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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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 琳 俞丽虹 陆文军□
速冻水饺“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之争、大企业“绑架”乳品新国标之争……2011中国食品行业的新国标制订，在质疑和争议中前行。
“进退”之争：
新国标是否“开倒车”
今年以来，食品国家标准引发的争议屡见不鲜。在诸多知名品牌速冻水饺陷落“金黄色葡萄球菌门”后，新版速冻面米制品国标中将这一项目从“不得检出”改成“限量检出”，让众多消费者质疑标准“开倒车”。
乳制品新国标更受人关注。生乳新国标中，蛋白质含量由旧版国标中的2.95%降到了2.8%，每毫升中菌落总数标准也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
“随着生产工艺的提高，标准应该不断提高，怎能‘倒退’呢？我感到很迷惑也不能接受。”上海消费者黄小姐的疑惑，也正是大多消费者的不解。
那么，这些关乎消费者健康安全的新国标真的“退步”了吗？
卫生部回应，与过去的标准相比，新国标突出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限量规定以及标准的强制性，其中对“百姓餐桌”上可见产品的各项指标均有所提高，无一例外，标准只高不低，不可能“退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
君石认为，说新国标“退步”的结论肯定不对。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例，倒退多年去看国际上也是“不得检出”的标准；随着量化检测技术的进步，分段限量指标才是国际通行的标准。例如美国在其食品微生物限量规定中就明确了金球菌存在的数量等条件。
再以生乳国标为例，陈君石指出，旧国标中菌落总数从低于50万到低于400万共分4个等级，用新标准去衡量旧标准中的最低点是不科学的；而生乳标准的蛋白质含量，不影响消费者食用的液态奶和奶粉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后两项的标准并没有改变。
而且，生乳新国标中还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检测项目，如是否违法添加的指标“冰点”等，实际上每种特定食品应重点控制的指标并不相同。“用两个指标的高低，去判断有几百项指标的乳品新国标‘退步’，是以偏概全的。”陈君石说。
但不得不承认，一些指标上存在“内外有别”的落差，客观上增加了公众的疑惑。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说，此前我国大部分卫生标准都是与欧盟接轨，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但由于我国行业集中化程度不高等客观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很多新国标比照美国制订，相对宽泛一些，但制订原则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内。
专家同时指出，由于我国标准制订主体多元化、更新速度不够快、行业整体水平不高，的确存在部分标准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例如衡量奶牛健康的体细胞指标，是国际通行检测要求，我国国标中却没有体现。
“门槛”之争：
国标制订应“就高不就低”吗
标准“门槛”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质疑：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自然标准越高越好；但新国标在制订过程中，存在“就低不就高”，涉嫌迁就低水平企业。
国标制订门槛到底怎么定？陈君石表示，国标的制订首要是科学合理；其次则是引导行业发展，制订可操作性强、可落实的标准。“如果一个新的国标只能高高在上，没有一个企业能达标，就难有实际意义。”
事实上，除了国家标准，我国还存在很多的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要鼓励企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国标应相当于“最低门槛”，并不是“
天花板”。
但不得不承认，国内确有一些“不思进取”的大企业，将国标的“门槛”当成“免死金牌”，这样既不利于行业发展，更容易损害消费者的信心。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技术总监马志英指出，行业领军企业更应该要求自身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高质量，引导行业水平提升，形成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向国家标准转换的机制。
“新国标已完全达到安全的要求，就我国现状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标准能否落实的问题。”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汪国钧指出，我国很多食品加工企业存在小、散、乱的特点，生产中过量、违法添加的现象横生，监管成本又很高。“有了国标，如何严格执行，才是真正考验。”
“绑架”之争：
国标制订到底谁说了算
在乳品等新国标的制订中，国内几大巨头企业作为制订主体的身影频频进入公众视线，引发了疑惑。
多次参与国标制订的汪国钧表示，首先，制订国标的经费一般由国家承担，不受制于企业；其次，《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标准制订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并要求广泛听取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参与标准制订，但绝不可能是主导者，所以不能说企业“绑架”国标。
卫生部表示，食品安全标准出台包括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审评、报批等环节，企业界代表只参与了前两个环节。而且乳品新国标制订过程中，具体起草的专家有70多位，其中企业代表仅9人。
“但现行卫生部新出台的部分标准中，前言中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却并没有标注，确实容易生误解。”汪国钧坦言。
国家标准是“公器”，制订过程中必须建立起公众普遍信任的严格程序。目前的不透明，是让公众产生疑惑的根本原因，化解公众的“食品安全焦虑”，必须从标准制订程序、原则入手。
谁来制订，怎么制订，以什么原则制订等细节应向公众公开并得到认可。金泰廙指出，我国食品标准制订中的“风险交流”工作并没有很好开展，国家标准最终服务的是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因而要更多吸纳民意，不能只由监管部门和企业“说了算”。
汪国钧也指出，对于现在争议性比较大的国标制订过程，例如生乳国标，应该公布制订的会议纪要。
此外，更新慢也是目前国标制订的突出问题。曾参与《食品安全法》草案起草的专家方有宗表示，在瑞典、英国、德国，都有顶尖的生物医药、食品安全等独立研究机构，经常能早于政府部门发现一些食品安全风险，并提出独立的研究报告，从而促进标准快速更新，降低安全风险。
但我国监管部门、第三方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密切联动机制，食品安全隐患研究的新发现，难以快速反映在新国标中，“滞后”也是公众“标准焦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