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平
据《中国教育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中医教改实验班开班典礼。该实验班首批招收的33名本科生将接受融院校、师承、家传于一体的中医教育。笔者对“家传”不明所以，上网查看，发现在2006年《北京日报》就报道过，该校实行了“中医药名家子弟”将享受降分录取的优待。而在上述《中国教育报》的报道中，也有“以学校中医学专业2007级自主招生的中医名家子弟为基础”字样。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可以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教改实验班”的至少部分学生因为出生于中医家庭，得到了入学照顾。对此，笔者深感疑虑。
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在教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至少应为所有应考者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所谓机会均等，就是以学生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个人素质为评价标准，而不应以其家庭出身等外部条件为评价标准。而这个实验班把名家子弟作为挑选对象，这不仅违反了机会公平的正义原则，对大量非名家子弟还出现了家庭歧视的嫌疑。
而且，假定有两个学生在学习能力和个人素质方面彼此相当而家庭背景不同，甲有中医家庭背景而乙没有。现在实验班只剩一个名额，按照北京中医药大学选拔实验班学生设立的标准，只能选择甲而放弃乙。但是，乙在没有中医家庭背景的情况下表现出相等的学习能力和个人素质，这表明乙比甲更有学习潜力和培养前途。并且，在理论上，“名家”是一个无法量化考核的标准，那么，这个“教改班”也就具有了无限扩张，直至几乎所有没有中医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进入这个实验班的可能。
中国有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儿会打洞。”这话从生物学角度讲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应推广到人的一切方面，特别是不应推广到人的学习能力上。人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这种高级在于人有理性、社会性和自尊心。人的这些特征使他在学习能力和个人素质方面可以超越他的家庭背景。一个人的志趣可以同他的前辈完全不同，相应地，他的能力也可以同他的前辈完全不同。一个没有中医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中医方面一定没有发展前途吗？显然结论是否定的。但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实验班正是以对此问题的肯定回答为预设的，这其实是血统论的残余。
中医同西医相比，肯定有它的特殊性。据说区别之一是，中医中的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因此，家传教育和师徒教育对于中医尤显重要。然而，只要中医属于科学，那它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必须具有可检验性。这就要求中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可言说的，而且还要说得清楚，否则不具有可检验性。另一方面，西医甚至全部科学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不可言说的成分，那就是科学发现中的灵感或顿悟，但这并不能成为西医或物理学等把家传教育引进公共大学教育的理由。可见，在可言说和不可言说方面，中医同西医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有和无的差别。把中医中不可言说的东西过分地夸大，这不仅不利于提高中医的地位，反而使之沦为神秘论，进而使中医是否属于科学成为问题。
令人忧虑的是，“具有中医家庭背景”不仅是实验班学生的选拔条件，而且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自主招生的选拔条件之一。至于“中医家庭背景”这个关键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相关解释是：“中医药名家子弟指家族中（含三代世家、隔代、旁代关系)有从事中医药临床、科研、教学、生产等工作的人员，并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资格者（或：具有该省市级专业资格认定的名老中医)。”这里的“旁代关系”，其范围可大可小，如果不加限定，显然无法作为选择的依据。如果真的按照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设想，将这一标准扩大到招生工作中，只怕这所大学的校门向缺乏家庭背景的普通学子开放的空间会愈益变小。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还很严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种做法很可能为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大学的功能是公共服务，“有教无类”，而不是家庭服务。我不反对把学院教育和家传教育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用不着在大学里进行。对于一个有中医家庭背景的学生，到大学接受学院教育，回到家里接受家传教育，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在公共大学里还要优先考虑家庭的因素。那些已经占有家传教育先机的学生，在大学里如果不能单凭自己的学业成绩超过其他学生，这不正好说明他没有发展前途吗？反过来说，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学生还需要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吗？
来源：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