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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南粤两奇医

陈伯坛用药喜以两计,甚至上斤,人称“陈大剂”; 孔沛然用药仅二三钱,甚至数分,人称“孔小剂”


□郑大鹰

  大剂小剂持之有故

  清末民国,广州名中医辈出,最有特点和具传奇色彩的,当数陈大剂与孔小剂。陈大剂即陈伯坛,其方剂中的单味药常以两计,甚至上斤,所以人称“陈大剂”。孔小剂即孔沛然,其方剂中的单味药常只用二三钱,甚至数分,一剂药总量不及一两,所以人称“孔小剂”。

  陈大剂与孔小剂的用药剂量,不仅迥异于一般的中医,也悬殊于中医经典《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后人整析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成,被称为“方书之祖”)里的经典剂量,一个超过200%,一个只有20%。

  对于为何大剂用药和小剂用药,各人言之成理。

  陈大剂说:“治病譬犹捕贼,知有五贼而仅遣警察三人掩捕,贼多兵少,必致漏网。若派警二十围捕,即可一网成擒,百无一失。所以治病必用大剂,始能一击而中,一举便把贼邪歼灭。”

  孔小剂则说:“小剂可以疗病,何必用大剂?药能杀病菌,亦杀细胞。药能攻邪,亦伤正气,故用药之量,当适可而止。过量即难免有害病人之体质矣。”

  在实际用药上,大剂往往一击而中,病人便觉其医术神奇,但如果偶然药不对症,那后果也较严重,但这种事在陈大剂身上很少发生,这也是他著名的原因。

  而小剂量用药,疗效肯定较慢,但可保证无大过失,如偶然药不对症,为害不大,还可调整补救。医术稳重可靠,这是孔小剂闻名的原因。

  陈大剂和孔小剂所开的药亦迥异,陈大剂喜用贵重的药,如参茸、附桂、羚羊、犀角,一个方剂的药常要银数两。

  而孔小剂则不喜用贵药,认为“贱药”可治病,不必用贵药。一个方剂的药往往只需百仙(相当现在的几元),所以药店喜陈大剂而不喜孔小剂。

  大剂亦好小剂亦好,两人均医术不凡,救人无数,成效卓著。

  大胆用桂枝

  陈伯坛(1863-1938年),广东新会县外海乡人,他自幼禀赋独厚,聪颖过人,光绪甲午科,考取广东第七名举人。

  早年陈伯坛在书院念书时,见一同窗学友每晚必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其实这位同学并不爱好医学,只是遵从父命而背诵,读得味如嚼蜡。陈伯坛借来同学的书一读,竟被书中精辟的医理深深吸引了。

  自此之后,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医学。当时书院内有一棵玉兰树,陈伯坛经常在树下苦苦思索,探求医学奥秘,在不知不觉中,顺手扯下枝叶,日子一长,玉兰树的枝叶竟被他扯得零落殆尽。他曾说:“余读仲景书几乎揽卷死活过去。”

  陈伯坛的父亲本想要他继续考功名,见他立志学医,也不再争持了。

  22岁时,陈伯坛在广州书坊街设医馆行医。他善用《伤寒》和《金匮》里的方剂,以使用大剂量的药见长。

  陈伯坛行医不久,名声便起。两广总督谭制军患外感,缠绵一月不愈,谭的朋友推荐陈伯坛为之诊治,并叮嘱陈说:“谭曾经服过三分桂枝便流鼻血,你切不可用桂枝。”陈伯坛到诊,时值初夏,见谭却穿着棉衣,汗则涔涔出而不自觉。切脉后发现其脉象浮弱,便诊断为伤寒桂枝汤症,于是大胆以桂枝汤原方,主药桂枝加量至九钱。

  在场的人都认为谭不可用分量如此重的桂枝,陈伯坛当即写脉论,洋洋千言,谭看完脉论,极为信服,并说:“此公下笔千言,定有真知灼见。”于是煎服此剂一饮而尽,次日痊愈。

  广州近郊有妇人得病延治,送到陈的医馆已气若悬丝,陈让人取了盆水,将妇人头发浸于水中,不一会被吸了大半,陈说:“有救了。”于是取来大剂中药,让人分次灌之,后痊愈。人皆说陈能起死回生。

  从不检看诊金

  陈伯坛用大剂,社会上讹传他开的中药均要用牛头煲来煎煮(即广东人煲粥的大型粥煲),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陈伯坛在方剂分量的掌握上,是应重则重、应轻则轻的。

  有些病症,一旦判断准确,就投以重剂。重的时候,比仲景方的剂量多150%至200%。例如,治疗胃肠大寒症,《伤寒论》“大建中汤”原方为蜀椒五钱、干四两、人参二两、饴糖一升,但陈伯坛常加大剂量,达原方总剂量的160%,其中单是蜀椒就用八钱,但往往一服而愈。

  陈伯坛使用“小柴胡汤“,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小柴胡汤“中的主药柴胡,陈常用八钱,大大超过一般的医生用量,故药店曾经不敢配药,后来陈伯坛就在处方的左上角写一特殊符号代替签名,药店见符号,知道是“陈大剂”的处方,就不再怀疑,大胆配药了。陈伯坛书写的处方,字体流丽,犹如一幅好书法。

  陈伯坛既是出众的临床家,又是理论家,著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及《麻痘蠡言》三本医书,共计80万字。陈伯坛能写能讲,上世纪初,广东设立陆军军医学堂,聘请陈伯坛为总教习。未几又为中医夜学馆主任。后在香港开办“伯坛中医学校”。陈伯坛李满省港,加之著作大量刊行,其医术与“大剂”方法颇为流传。

  在广州行医期间,陈伯坛每天上午开诊5小时,按当时名医的门诊收费定例为小洋2角(广东铸白银辅币),但他任由病人用红纸包好放置案上,从不检看,所以贫苦大众也可就诊。出诊诊金则较高:老城(大德路、大南路、文明路以北地段)4元,东山5元,西关6元,河南10元。

  1924年,因马路扩建,医馆要拆迁,加之接到强盗5万元的勒索单,陈伯坛遂移居香港,在永乐东街设馆开诊。

  在香港时,他经常参加中西医会诊,不少西医感到束手无策的病人,常被陈伯坛几剂中药便救治过来,成为香港医学界的传奇。

  港英卫生当局也钦佩他的医术,派人用其处方,执了中药,进行化验研究,但受当时水平所限,未能化验出结果。后来,港英卫生局向陈伯坛要相片,说是寄到伦敦去,要宣传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中医师。

  陈伯坛喜欢麻将,晚上没事总爱玩八圈,常输,但乐此不疲。

  1938年,陈伯坛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

  消毒饮平息瘟潮

  孔沛然(1854-1945年),番禺人,清朝附贡生,自幼承父志,广读医书。现在的番禺诜敦村,还有孔氏家族的祠堂。

  1887年,精通医籍的清廷考官汪柳门作为广东主考来粤取士,他特设“医学经古”一科。孔沛然应考,汪读他的文章后,惊为奇才,放于案首。孔沛然的医名遂起,并在广州豪贤街及榨粉街设医馆行医。

  1891年春,广州瘟疫流行,孔沛然以清代著名医家吴鞠通的“普济消毒饮”方,加减各味药量,免费提供,治愈了数千人的瘟症,于是名声大噪。孔沛然还曾到博济医学堂学习西医。用中西医术为人诊治,孔沛然在南粤应为第一人。

  孔沛然也善用《伤寒》、《金匮》古方,但经常是减去其中的药味和剂量。

  孔沛然喜用《伤寒》“黄芩汤”(黄芩、白芍甘草大枣)治疗肠热、杆菌性痢疾急性肠炎,常生奇效。使用此方,孔沛然是去掉大枣的,他解释说:“黄芩能消炎杀菌,白芍可载药缓行肠中,以助黄芩之功。白芍能和逆气且止痛。去枣者,因枣有利于细菌滋生。”

  他还大幅减少“黄芩汤”中的药量,原方黄芩、白芍、甘草分别用三两、二两、二两,孔将其减为钱半、三钱、八分,比之原方各味,分别减至20%、60%、16%,平均为32%。

  有一产妇患有产褥热,孔沛然为其开出《金匮》“竹叶汤”,但减去了原方的防风、葛桔、桂姜枣、甘草。原方中的竹叶,用量为二两,他只用一钱,仅及原来的5%;原方党参,用量为一两,孔只用一钱,只及原方的10%。

  孔沛然擅治瘟病,但他常用的药竟是茅根、梨皮、竹叶三味。有时去梨皮加银花连翘、甘草 ,有时只用茅根、竹蔗二味,有时仅用雪梨一个或雪梨浆,这些平淡至极的药,让无数瘟病患者转危为安。

  他开出《金匮》“清络饮”,竟用茅根一味,代替了原方中的鲜竹叶心、西瓜翠皮、甘草、桔梗麦冬知母六味。

  一般来说,孔沛然用药剂量约等于仲景方的20%。

  每天免费号10个

  当时治疗疟疾,古方多无效,孔沛然在治疗这个病时,除了用西药奎宁外,他还听从药农的教导,以“路兜勒”为主药,配出了路兜勒汤(黄芩二钱、路兜勒三钱、槟榔五分),服用二三剂便可愈。

  在疾病诊断上,孔沛然极为严谨,病人如是步行到诊,他一定令其休息10分钟后才施诊,以免脉象有假。除用望、闻、问、切手法外,还采用西医的听诊、扣诊、触诊。

  孔曾被陆军军医学堂聘为军医长,兼医学教习,主讲生理卫生学及急救法。孔沛然的医术虽独到有效,但他既未像陈伯坛那样刊印自己的著作,亦没有广传徒众,到了晚年,才将自己的医术传于两个儿子,但他们都仅窥堂奥,而未能登堂入室。孔沛然的医名慢慢便湮没无闻了。

  在广州行医时,到他医馆就诊者极多,为避免诊症不周,他每天上午(7时到12时)只诊60号,每人恰好5分钟。

  诊金开始时并无规定,任病人送红包。后定为小洋2角,之后渐升为4角、6角,优先号则收1元,免费号每天10个(为贫苦者设)。出诊收费较贵:老城诊金1.5元、东山2元、西关3元、河南5元。

  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孔避居香港。开馆于利园街。

  孔一生除浸于医籍外,对fo学也深有研究,尤精于《楞严经》。孔还擅长围棋,朋友到访,一定拉住下棋方才意足。

  1945年,孔沛然病逝于香港,享年91岁。


来源:羊城晚报
-----------茅根治瘟病,于今常用
-----------挥洒自如,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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