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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措施时间因子”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SARS暴发(日发病数大于22例的估计风险只有原来的10.5%(95%CI 0.037～0.302,也就是说，在流行早期，香港政府采取综合预防措施之前，对淘大花园不采取隔离措施、前线医护人员防护装备较差的情况下，香港SARS暴发的危险性是上述系列措施实行后的9.5倍;“日发病数因子”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SARS暴发的估计风险约为增加前的35.3倍(95%CI 4.594～270.994;“院内感染倍增因子”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SARS暴发的估计风险约为增加前的3.6倍(95%CI 1.131～11.361，即随着日ICU病例数和医护人员发病数的“医患相乘变量”的增加，香港暴发SARS的危险性增加3.6倍。措施时间因子、日发病数因子和院内感染倍增因子对香港SARS暴发与否的预测准确率为91.8%。
北京“措施时间因子”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SARS暴发(日发病数大于12例的估计风险只有增加前的12.3%(95%CI 0.034～0.446，说明在北京SARS流行早期，没有采取隔离停课措施和预防院内感染措施，小汤山医院也未建成使用的情况下，北京市SARS暴发的危险性是上述这些措施实行后的8.1倍;“院内感染倍增因子”每增加1个单位，发生SARS暴发的估计风险约为增加前的39.4倍(95%CI 2.758～562.960。措施时间因子和院内感染倍增因子对北京市SARS暴发与否的预测准确率为97.8%。另外，“住_出院因子”未能进入构筑式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
3 讨论
在香港政府实行了综合预防措施、隔离淘大花园后，香港SARS日发病数大大下降，暴发SARS的危险性也大大下降。北京在颁布隔离公告、中小学停课后，北京市SARS日发病数也大大下降，暴发SARS的危险性也下降。密切接触SARS病人与病毒传播有关，大部分受感染的次级SARS患者都曾与SARS疑似病例有过密切接触[11]。香港与北京市SARS流行因素的研究都表明，每日增加的SARS病例对当地SARS的流行有重要影响，这些新发病例10d后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影响SARS暴发的主要因素是SARS传染源的数量。这也从另一方面提示隔离SARS病例的重要性。
SARS流行有医院聚集性，超过22%的SARS病例与医院相关暴露有关[12_13]。SARS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密切接触和飞沫传播。在流行初期，广大医护人员对SARS病毒缺乏认识，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在医疗、护理病人时造成较多医护人员被感染。住院的SARS病人与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可能一起构成了医院联合传染源，再通过受感染病人或医护人员把病毒带到社区，造成进一步的传播。我们的研究表明，医院感染源的相乘作用对香港及北京市SARS传播都有影响，但对北京市的影响比香港严重得多。这可能与北京“院内感染倍增因子”所包含的因素较多有关。此外，也可能与香港特区政府在SARS疫情出现后能较迅速地采取干预措施，控制医院感染的发展有关。本研究表明，在香港政府加强了前线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之后，香港SARS日发病数减少，10d后暴发SARS的危险性也大大下降。北京市地坛医院与人民医院暴发院内感染期间，北京市日SARS病例是上升的，而在北京市政府采取了预防医院感染措施之后，日SARS发病数下降。征用宾馆用作前线医护人员的休息隔离场所，可以切断SARS医院_社区传播途径。因此，加强前线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加强医院感染的控制对防止SARS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定点医院对SARS患者起到了保护作用[14]。本研究还发现，小汤山医院作为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投入使用，起到了减少交叉感染和隔离传染源的作用，对控制北京市SARS疫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淘大花园被隔离后，SARS病例数平均每日约减少9.2个。可见隔离措施在控制淘大花园SARS传播是有效的。随着流行时间的推移，SARS病毒可能变异而毒性减弱;严重病例死亡使得传染源减少;获得免疫的人数增加。因此，SARS流行有可能自然衰退。本研究表明，“措施时间因子”每增加1个单位，香港日SARS发病数减少约13.4个，北京市减少约32.7个;香港SARS暴发的估计风险只有原来的10.5%，北京市只有原来的12.3%。随着干预措施实施和流行时间的延长，SARS传播可能逐渐衰退医.学全.在.线网站www.med126.com。
